[ 丁春艳 ]——(2012-8-2) / 已阅31259次
3．第二顺位受害人
在1983年的麦克洛夫林诉欧布瑞恩案[36]中，英国上议院的威尔伯福斯勋爵（Lord Wilberforce）认为，若要证明行为人对第二顺位受害人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伤害的注意义务，应该至少满足两项要件。首先，第二顺位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伤害可以被合理地预见。其次，第二顺位受害人与行为人之间具有足够的邻近关系(Proximity)，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①第二顺位受害人与第一顺位受害人必须是父母子女关系或夫妻关系；②第二顺位受害人必须通过自己的感官目睹事故的发生，而非由第三人转告；③第二顺位受害人必须身处事故现场或者在事发之后立即赶到现场或医院。通过上述各项因素，英国法将可获精神创伤赔偿的第二顺位受害人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1989年在设菲尔德（Sheffield）发生的“希尔斯堡球场惨剧”(Hillsborough Stadium Tragedy)触发了两个里程碑式的精神创伤赔偿案件。那一年，英国足总杯的一场半决赛在利物浦和诺丁汉森林两支球队间展开。由于警察未能有效控制球场中的人数和秩序，导致95名观众在推挤中被踩死，400多名观众遭受身体伤害，另有一些目击惨剧的人遭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第一个案件是埃尔科克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Alcock v．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37]由16名因担忧自己的亲友在“希尔斯堡球场惨剧”中死亡或受伤而遭受精神创伤的原告所提起。这些原告与第一顺位受害人的关系是妻子、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女婿、未婚妻或朋友。他们或在球场亲眼目睹惨剧，或在电视中看到事故的画面，或通过电台、电视的新闻报道获悉消息，或经第三人转告而得知。在审理过程中，过失、损害和因果关系等因素都被确定；唯一存在争议的问题是，被告是否对原告负有避免其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审理案件的英国上议院认为，第二顺位受害人与第一顺位受害人的关系并不以父母子女关系和夫妻关系为限，它还可以包括其他具有深厚感情的关系。但是，上议院基本肯定了威尔伯福斯勋爵在麦克洛夫林诉欧布瑞恩案中确立的其他几项要素，认为那些通过电视、电台或经第三人转告的方式获悉事故是不足够的；而事发之后两小时内未能赶到事故现场或医院病房，亦不足以满足“邻近关系”这项要件。总体而言，上议院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态度，继续严格限制可获赔偿的第二顺位受害人的范围。需要补充的是，英国上议院在埃尔科克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还强调精神创伤必须是“由震惊所引起”(Shock-induced)，即具有突发性和意外性；而在可预料的事件中承受负面情绪而引发精神伤害（例如，患者因误诊而丧失生存机会，他的亲人看着他慢慢地死去，且在此过程中因过度悲痛而引发精神疾�。�，则不具有可赔偿性。
另一个与“希尔斯堡球场惨剧”有关的案件是怀特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White v．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38]该案的原告是6名在希尔斯堡球场救援后遭受精神创伤的警察。其中3名原本就在球场执勤；另2名事发之后立即赶赴球场救援；最后1名则负责联络医院与急救署以及死伤者的亲属，之后才去现场。这个案件也最终上诉到英国上议院。鉴于已经拒绝了受难者亲属以第二顺位受害人提出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上议院重申埃尔科克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所确立的要件，驳回了与第一顺位受害人关系更远的、被视为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救援者”所提出的赔偿请求。也就是说，斯图亚特史密斯法官在1994年麦克法雷恩诉凯里多尼亚有限公司案中将救援者视为第一顺位受害人的观点，在怀特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中被英国上议院所修正。
（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属于英联邦国家，英国法对其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就精神创伤赔偿问题，它确立了诸多不同于英国法且极具典范意义的规则。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曾先后审理了两个著名的精神创伤案件。第一个是1984年的简虚诉科菲案（Jaensch v. Coffey）。[39]该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是：原告的丈夫在因被告过错导致的车祸中身受重伤，原告虽不是事故的目击者，但却因赶到医院后的所闻所见而受惊，并发展为以焦虑与抑郁为症状的精神疾病，在这种情形下，被告是否对原告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迪恩法官（Deane J.）并无意将精神创伤赔偿限于与第一顺位受害人的家属，也不要求第二顺位受害人必须满足时空的邻近关系；相反，他认为，“如果可以合理地预见，受害人在被告知死讯或事故后可能遭受精神伤害，那么在我看来，能否以未满足邻近关系而拒绝赔偿，是一个尚未定论的问题”。迪恩法官的上述阐释，为此后的案例就“邻近关系”要件创造了探讨的空间。
第二个上诉到高等法院的案件是2002年的泰姆诉新南威尔士案（Tame v. New South Wales）。[40]案中的原告发生了一起撞车交通事故，警员立即为其进行了血液酒精测量，但却误将其血液酒精含量记录为0.14，并在之后一个月内发现错误并予以更正。事故发生一年后，原告获悉了警员错误记录的事件，开始担忧人们会以为她醉酒驾车引发事故，从而损害她的声誉。原告为此颇受困扰，最后被确诊患上精神抑郁疾病。尽管法院最后判定被告对原告不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损害的注意义务，但是在审理中细致探讨了澳大利亚法就精神创伤赔偿的相关规则。持多数意见的法官们认为：①法律并不要求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必须是由突发性和意外性的震惊而引起，即放弃了英国法上“须由震惊引起精神伤害”的这项要件；②法律仅对被医学认可的精神伤害予以赔偿，情绪上的痛苦则不具有可赔偿性；③法律并不要求第二顺位受害人必须在现场或立即赶赴医院亲身感受事故或事故后果；④受害人具有正常的情绪和心理承受能力并不是获得精神创伤赔偿的前提条件，不过它可能是判定“精神创伤是否可被合理预见”时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但被告明知或应知受害人不堪承受正常的情绪或心理压力的除外。
通过泰姆诉新南威尔士案，法院重新考虑了英国法对精神创伤赔偿所作的主要限制，并对此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其中，有两点发展值得特别关注。第一，无论是第一顺位受害人、还是第二顺位受害人所提出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都以“该精神创伤能否被合理预见”为判定被告对受害人是否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创伤之注意义务的基本要件。第二，英国法对精神创伤赔偿所作的限制因素（例如，是否直接感受事故、是否由突发性和意外性震惊所引发、原告是否具有正常的情绪和心理承受能力等）仅仅是判断上述基本要件的相关因素，并非侵权责任成立的独立要件。即使第二顺位受害人是从第三人处获悉有关事故的信息，他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仍然可能获得支持。泰姆诉新南威尔士案之后的判例也遵循该案确立的规则，[41]并强调随着精神病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和现代通讯手段的发展，判例法对精神创伤赔偿原先设置的诸多要求，都构成人为的、过时的且不合理的限制。精神创伤赔偿规则应当适应社会的现实情况，并作出适当的调整。[42]
（三）美国
美国法因各州的不同立场而具有多样性。但概括来说，就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美国法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的美国法采纳“身体接触规则”(Physical Impact Rule)。该项规则确立于1888年的莱曼诉布鲁克林城市铁路公司案（Lehman v．Brooklyn City Rail Co），[43]借鉴于1886年英国的考尔特斯诉维多利亚铁路管理委员会案�！吧硖褰哟ス嬖颉币笤姹匦胗朐斐善渚翊瓷说奈锾宕嬖谏硖迮龃�，以此表明其精神创伤的真实性。该规则之后陆续被各州规避或废除。[44]至1990年，只有5个州[45]还保留了这项规则，但已对其作出变更或调整。
第二阶段的美国法普遍适用“危险区域原则”(Doctrine of Zone of Danger)，由旺博诉沃林顿案（Waube v. Warrington）[46]最先采纳。根据该原则，原告身处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危险区域、且因担忧自身安危而引发精神创伤，是获得精神创伤赔偿的要件。目前，仍有14个州仍然适用“危险区域原则”。[47]需要注意的是，包括纽约在内的几个州已对该原则作出了修正：即使原告并非为自身、而是为第三人的安危担忧而遭受精神创伤，只要其身处危险区域范围内，仍然视为满足了该项要件。
第三阶段的美国法发展出“旁观者获偿原则”(Principle of Bystander Recovery)，它由加利福尼亚州的狄龙诉拉戈案件（Dillon v. Legg）[48]所确立。原告是一位母亲。她目睹女儿在过马路时被被告过失驾驶的汽车撞伤致死，因此遭受精神创伤而提起赔偿之诉。虽然原告本身并未处于危险区域，但是审理该案的加州最高法院认为，责任的判定有赖于“一个身处相同情境的、合理的人在考虑了原告所处的位置、在现场亲眼目睹事故的原告是否会因情感冲击而受到震惊、原告与第一顺位受害人的关系等因素后，能否预见原告可能遭受精神创伤”。法官提及的这三项因素之后被概括为“邻近性、耳闻目睹、亲近性”(Nearness, Hearness and Dearness)。大概有27个州采纳了“旁观者获偿原则”；尽管各州仍然对某些问题存在分歧：例如，事发之后赶到现场或医院而遭受精神创伤的情形是否具有可赔偿性；上述三项因素是否构成责任成立的要件、还是“合理预见标准”的考量要素。[49]不过，“旁观者获偿原则”的广泛采用，在很大程度上软化了美国法历来对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的保守立场。
相比于英联邦的法律，美国法对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的态度较为谨慎和保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对“精神创伤”概念的理解要比前者更为宽泛。实际上，美国法所使用的是“情绪悲痛”（Emotional Distress）这种表述：它既包括英国法所指的“精神创伤”，还包括严重的负面情绪。[50]例如，在莫莉诉凯撒基金会医院案（Molien v. 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51]中，原告被误诊患上梅毒，让她承受了严重的情绪痛苦，最终导致她的婚姻解体。审理该案的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确认，“过失导致的严重情绪痛苦”具有可诉性。
2007年美国《第三次侵权法重述》（暂时草案）的第46条和第47条分别规定了“直接过失导致情绪不安”和“缘于对第三人之身体伤害的直接过失导致情绪不安”两种情形。第46条规定：“因过失行为导致他人遭受严重情绪不安的行为人，应当向该人承担责任，如果其行为(1)将该人置于即时遭受身体伤害的危险之中，且该项危险引发该人的情绪不安；或者(2)发生于特定种类的活动、事项或关系之中，而该过失行为尤能引发该人的严重情绪不安�！盵52]该条规范的是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其所规定的第一种情形肯定了判例法所确立的“危险区域原则”，而第二种情形缘起“电报公司送错死亡电报导致接收电报者精神伤害”案和“错误处理尸体”案，并由此扩展到其他存有特定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精神创伤案件。[53]第47条规定：“因过失导致第三人遭受严重身体伤害的行为人，应当对同时感知该过失事件并因此引发严重情绪不安的第三人之近亲属，承担责任�！盵54]该条规范的是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基本肯定了判例法上的“旁观者获偿原则”，并限定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须为近亲属的关系。
（四）法国
《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该条文没有对“损害”的类型加以限定。1833年，法国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在审理一个案件时提到，“认为只有有形损失（Dommage Matereil）才能获得赔偿的观点是错误的”，评估无形损失（Dommage Moral）面临困难的事实并不足以构成“拒绝赔偿无形损失”的理由。[55]可以说，《法国民法典》对有形损失与无形损失给予相同程度的�；�。而法国法中“无形损失”的涵义亦相当宽泛；它既包括人格权受侵害的非财产损失；也包括负面情绪[例如，因身体伤害引起的身心痛苦、丧失近亲属的情感损害（Prejudiced’affection）]；还包括精神创伤（例如，创伤后应激障碍症）。[56]根据法国法，那些非因身体伤害（Dommage Corporel）而引起的且获得医学认可的精神创伤被称为“纯精神创伤”(PurePsychiatric Damage)，其具有可赔偿性。比如，法国最高法院曾经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件：一名女子在年幼时被她的父亲多次强暴并生下一个孩子。若干年后，该名孩子在知晓自己的身世之后精神严重失常。于是，该女子以自己和孩子的名义起诉她的父亲，请求损害赔偿。法国最高法院认为，孩子有权就精神创伤获得赔偿。[57]
（五）德国
《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故意地或者有过失地以违法的方式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负有向他人赔偿由此发生的损害的义务�！熬翊瓷恕笔粲诙越】等ǖ那趾�，其受到法律的�；�。一般而言，如果第一顺位受害人遭受了医学所承认的精神创伤，且精神创伤的发生并不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那么他有权获得赔偿。然而，法律对第二顺位受害人就精神创伤的赔偿问题，则规定更多的要求：①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必须异常严重、持久；②精神创伤的发生并不是夸张的或者不合理的反应；③第二顺位受害人与第一顺位受害人之间必须存在亲近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两者系近亲属关系方可满足这项要求，但是法院也曾认可未婚夫妻关系或者同居关系。[58]
与普通法的规则相比，德国法对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的处理具有如下三项特征。第一，只有达到相当严重程度的“精神疾病”才具有可赔偿性，依此筛除诸多精神创伤赔偿的请求。1971年德国联邦最高普通法院（Bundesgerichtshof）第六民事庭审理了一个重要的案件。该案发生于1965年，原告的丈夫因与被告驾驶的汽车碰撞而受伤致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因知悉丈夫的死讯而遭受的精神伤害。一方面，法院认可第二顺位受害人就精神创伤的赔偿请求权，即“在特殊情形下，当某人因涉入或者听说一项事故而遭受精神上的创伤、并引发身体或精神的损害时，法院有权准许该受害人提起一项独立的[59]赔偿请求”，即使该精神创伤的发生与受害人本身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关。另一方面，法院认为，该赔偿请求权仅限于“被普通人（而非医生）视为构成对身体或健康一种伤害”的精神创伤。因负面经历而引发的痛苦、悲伤或惊恐尚不足以具有可赔偿性，尽管它们会对人的生理造成显著的影响。[60]
第二，德国法并没有像普通法那样、强调第二顺位受害人必须邻近事故现场或者亲眼目睹事故的发生，而是更加关注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之间远近亲疏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法院更关注的是“可合理预见性”问题。比如，1931年德国帝国法院在审理一个涉及精神创伤赔偿的案件时认为，“通�？稍て诘氖�，孩子发生致命的事故将强烈地刺激母亲的情绪，如果这种强烈的情感打击导致母亲的精神崩溃并影响其劳动能力，不会让人感到异�！梢越徊降厮�，这种结果是可以预见的”。[61]法院强调，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被告是否知道，而是在于他是否应当预见到孩子的父母所遭受的情感打击和这种打击的可能后果�！笆欠裨谙殖∧慷檬鹿实姆⑸�，在德国法院看来，只是考虑“可预见性”问题时的一项因素，而并非赔偿请求权若要获得支持的必备因素。
第三，不同于普通法则将精神创伤可赔偿性问题纳入“是否存在避免遭受精神创伤之注意义务”问题进行讨论，德国法将其纳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问题予以考虑，所适用的主要是“规范�；つ康难怠�。根据该学说，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赔偿请求权，立法者对各种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都有十分确定的想象，以此避免这些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即规范的�；つ康模�。[62]只有符合规范�；つ康牡乃鸷π形啪哂锌晒樵鹦�。法院正是通过条文目的性解释的方法、借助法律上因果关系的理论，来限制精神创伤赔偿的各种案型和请求权人的范围。然而从本质上看，真正影响法院作出判定的仍然是那些潜在的法律政策。[63]
四、我国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之探讨
精神创伤赔偿案件在司法实务中并非罕见，但多数案件的受害人是第一顺位受害人。例如，因经历并目睹车祸而患上植物神经紊乱症；[64]因遭受老师体罚而患上精神分裂症；[65]因被硬物击中脑部而导致情感性精神��；[66]因被他人故意吓�；蚩窒哦季窦膊�；[67]因被造谣而导致精神失常；[68]因被人殴打而患上精神分裂症；[69]因被逼跪地认错而诱发精神分裂症；[70]因被狗追咬受惊吓而患上癔症性失语症；[71]因作弊被张榜公布后而患上精神分裂症[72]等。而中国法院网报道的精神创伤赔偿案件中，目前只有两起案件的受害人是第二顺位受害人：一起案件为目睹汽车撞人事故而致使精神紊乱的案型，[73]另一起案件为妻子目睹丈夫被从天而降的带火油锅砸伤而受惊并出现头昏、呕吐、失眠的症状。[74]
就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多数法院都支持了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各个判决的法律依据并不统一（有些被认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有些被认为系侵害健康权的经济损失）；法院基本上自由裁定被告的责任比例和损害赔偿的数额，欠缺合理且统一的判定标准。相形之下，法院在审理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时的论证则更不充分。以受害人因目睹车祸而精神失常的案件为例，法院认为，违章行驶与受害人的精神创伤之间“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司机对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并无过错”，但考虑到“原告损害的确存在，且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因此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32条的“公平责任”，要求被告补偿原告1500元，并驳回后者的其他诉讼请求。[75]然而，既无过错、又无因果关系，何来公平责任之承担呢？
目前，就精神创伤的可赔偿性、对第二顺位受害人赔偿请求的限制、精神创伤案件中赔偿数额的判定标准等问题，我国现行法的态度如何，法官在实务中应当如何处理，学理上的讨论寥寥。而本文的这一部分将对上述问题作细致的探讨。
（一）精神创伤赔偿的法律基础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处的“财产”和“人身”通常被理解为泛指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该条文更接近于《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的立法例。而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亦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同法第2条第2款明确“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
随着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发展，人的精神健康已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与身体伤害一样，精神创伤[76]也是受害人的健康权遭受侵害的表现；且后者可能给受害人的生活带来更棘手、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是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抑或《侵权责任法》第6条的规定，当公民的（精神）健康权遭受侵害并造成损失时，其有权主张损害赔偿。因此，现行法并不需要增设特别的法律条文，就可以使得遭受精神创伤的受害人获得主张损害赔偿的法律基础。
有些学者认为，精神创伤案件中被侵害的客体并非健康权，而是“公民的精神利益，对健康的损害仅仅是其后果或症状，而非其客体”：对第一顺位受害人“侵犯的是自然人保持其生理与心理的意识机能正常、平和且不受严重刺激的精神利益”；对第二顺位受害人和“侵犯特定财物的行为虽然不直接针对受害人受到法律�；さ娜烁袢�，但是针对与受害人精神利益或感情利益密切相关的情感关系、物，侵犯的还是受害人的精神利益。由此可见，此种损害所侵害的客体不能够为具体人格权所涵盖，是具体人格权之外的精神利益”。[77]然而，笔者对上述论述作两点保留。第一，其没能清楚阐释“精神创伤案件中被侵害的客体并非健康权”的理由。按照笔者的理解，由于其将“健康权”狭隘地理解成身体健康权（而不包括精神健康权），于是才创设一个新的概念，即所谓的“具体人格权之外的精神利益”。第二，将精神创伤案件中被侵害的客体表述成外延宽泛且模糊的“精神利益”，将会混淆“精神创伤”与我国现行法中的“精神损害”概念。[78]正因如此，该学者又创设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来区分对精神利益侵害严重程度不同的情形，[79]却只有徒增复杂的效果。
（二）对精神创伤赔偿的限制
虽然绝大多数的法域都认可精神创伤的可赔偿性，但是那些曾经被立法者用来否定其可赔偿性的部分政策因素依然存在。例如，担忧案件如“打开水闸”般地涌人法院使后者不堪重负，顾虑被告可能面临过大的求偿群体和赔偿责任，判定存在精神创伤的难度等。正是这些政策因素，促使各国立法者对精神创伤赔偿案件设定了诸多限制。尽管我国的现行法对此并无明确的规则，但于学理层面仍有必要作相应的探讨，以供司法实践作参考。
1，精神创伤的范围
“侵害精神健康权”是否仅限于“导致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疾病”的那些侵害？《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并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相似，《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赋予因特定人格权或身份权遭受侵害而承受负面情绪的受害人以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并不能由此推定，“精神创伤”的范围必定涵盖“一般的负面情绪”，因为精神损害与精神创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例如德国法虽然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仍然要求，精神创伤案件只有达到相当严重程度的精神疾病才具有可赔偿性。
精神创伤的范围，实际上取决于各个法域的法律政策。就我国而言，一方面，精神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尊重和�；�。对那些已经构成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疾病，受害人有权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80]而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活动的人难免因他人的行为而承受一定的负面情绪，这可被视为社会生活中可容忍的合理风险，而不宜动辄就请求赔偿。否则，将过度地限制公民的行动自由，阻碍社会生活的有效运作。是故，对那些正常社会交往过程中难免的、轻微破坏平和心境的负面情绪，法律宜采取宽容的政策。
比较棘手的情形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严重的负面情绪”，即尚未达到或被认可为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疾病，但确实给受害人造成显著的情绪痛苦或困扰。在加拿大和美国，有些法官称这种情形为“精神上的伤疤”(A Scar on the Mind)。他们认为，精神上的伤疤与“肉体上的伤疤”(A Scar on the Flesh)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两者在法律上应当被同等对待。[81]笔者也认同这种观点，只是赔偿的数额应当以伤害的程度为标准予以确定。需要补充的是，除却限定精神创伤的范围，立法者还能够通过其他法律技术来防止精神创伤案件过度增加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美国法为例，虽然具有可赔偿性的“情绪悲痛”的范围要比其他法域的“精神创伤”概念来得宽泛；但美国法对精神创伤赔偿要件的规定就比其他法域严格得多。因此，如果我国法律选择认可“严重的负面情绪”的可赔偿性，则仍然有必要考虑相应地通过对精神创伤赔偿其他方面的限制，来防止案件的激增。
另外，精神创伤的范围是否仅限于“由震惊所引起”的精神伤害呢？尽管诸多精神创伤案件都涉及受害人因受惊而引发精神疾病的情形，[82]但是可能引发精神伤害的原因是多元的，并不止“震惊”(Shock)一种诱因。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年发表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第四版列举了395种精神病类症，而因震惊所引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仅是其中一种。事实上，长久的心理压力或负担之积累亦可能诱导精神疾病。例如，在叶光明诉鲁继肃、叶明亮一案[83]中，两被告因一诽谤事件而发生争议，双方都要求作为目击者的原告提供内容完全相反的证言。原告经不住双方拉锯式的不当取证，终因思想压力过大而患上反应性精神障碍症。此案中，受害人之所以遭受精神创伤，并非因为突发性和意外性的震惊所引发，而是由于较长时间的心理压力之积累所致。而另外两种典型案例是：受害人因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而遭受精神创伤而向雇主赔偿损害；[84]或者，第二顺位受害人因长期陪伴第一顺位受害人承受因被告的过错造成的人身伤害而诱发精神疾病。由此可见，为了真正保障公民的精神健康权，精神创伤的范围并不宜局限于那些由震惊所引起的精神伤害。此外，当前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和研究也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法院在判定“是否存在精神伤害”的问题时，也需要及时更新相关的认知，以作出适时的判断。
2．可合理预见性
在普通法系，可合理预见性（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是判定“是否存在避免原告遭受精神创伤之注意义务”的关键因素。而在大陆法系，“侵害人能否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对被害人造成精神创伤”这项因素，则被纳入判定“行为人是否存有过错”问题时予以考虑：即行为人是否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预见并防止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可被预见的损害。而我国法律沿袭了大陆法系的理论体系，所以也同样可在过错问题中考虑这项因素。笔者认为，“可合理预见性”是判定精神创伤可赔偿性的最基本、最关键的标准，我国法律宜将其同等地适用于第一顺位受害人和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
就“可预见性”的涵义，需要从三个角度加以理解。第一，“特定的受害人”是可以被预见，即行为人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对特定受害人的权益构成侵害的人。受害人若处于可预见危害的范围之外，那么对他所产生的伤害则被认为“不具有可预见性”。第二，“精神创伤”这项损害类型亦可以被预见，即行为人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受害人遭受“精神创伤”。若仅能预见受害人的身体伤害、而非精神创伤，那么不宜视为具有可预见性。[85]第三，“精神创伤的发生”可以被预见，即行为人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受害人遭受精神创伤。一般而言，法律将推定受害人具备正常的心理承受能力（Ordinary Fortitude）；换句话说，特定受害人超过或者低于正常心理承受能力的事实，并不影响可预见性的判定。其主要理由是，不宜不合理地加重行为人于社会活动中的法律风险和负担。例如，在小丽诉公交公司案[86]中，乘坐公共汽车的原告因司机在行驶途中紧急刹车而受惊、并引发精神分裂症。根据天津市司法精神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小丽遭受惊吓是其发病的诱发因素之一；法院即据此判决公交公司应当承担30％的赔偿责任。然而笔者认为，该法院未能仔细考虑精神创伤的可预见性问题，即被告能否预见“司机的紧急刹车可能导致一个具备正常心理承受能力的乘客遭受精神创伤”。如果有医学证据显示，就具备正常心理承受能力的乘客而言，紧急刹车并不构成诱发精神伤害的因素，且于本案中否定可预见性亦符合法律风险的合理分配，那么法院宜认可被告所提出的“行为人并无过错”之抗辩。
就“可合理预见性”的判定方法，无论大陆法系、抑或普通法系均采取了法律拟制这项技术，所不同的仅仅是表述的差异：前者使用的是“善良管理人”；而后者使用的是“合理的人”(Reasonable Person)“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系一项客观标准；[87]法律通过拟制“善良管理人”这一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的形象、考察该形象若与行为人处于“相同情境”时可能达到的注意程度，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失。从本质上看，两大法系所适用的可预见性之判定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在实务中判定可预见性时可能发生的争议，多数都与如何理解“相同情境”（The Same Circumstances）有关�；痪浠八�，“个案中的哪些因素构成所谓的相同情境”这一问题，将直接影响可预见性的判定结果。当然，本文无法概括或罗列精神创伤案件中的种种情境因素，[88]这只能留待法院在处理具体个案时予以考虑和判定。
3．第二顺位受害人案型的特定限制因素
绝大多数法域在处理精神创伤案件时区分第一顺位受害人和第二顺位受害人，其基本的政策考虑是：对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型应设置规范性的控制机制，以达到限制“潜在的第二顺位受害人数量”之目的。我国法律是否也需要采取类似的法律政策，亦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通过比较法的考察可知，普通法系区分第一顺位受害人和第二顺位受害人的基本标准是：受害人是否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而面临身体伤害的可能；如果是，则是第一顺位受害人；如果否，则为第二顺位受害人。这种明确或暗示地将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相关联的做法，至少反映了法院的两项成见：第一，精神伤害的诊断极具不确定性；第二，精神伤害是因担忧发生身体伤害所导致。在法院看来，只有那些与身体伤害相关联的精神伤害才具有确定性、真实性，因而具有获得损害赔偿的正当性。正因如此，绝大多数法域对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适用比较宽松的规则；而对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则设置了种种限制。然而医学上，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并不必然存在关联，实务中也发生诸多与身体伤害无关的精神创伤案件。所以，普通法系的这种通过“与身体伤害关联性”来限制精神创伤案件数量的思维模式，值得商榷。
其实，在某些案例中，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的区分边界并不清晰，亦不合理。例如，英国法将那些因担心他人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的受害人视为第一顺位受害人、并允许其获得赔偿；却将那些通过电视转播亲眼目睹与自己有着深厚情感的第一顺位受害人遭受严重身体伤害而引发精神伤害的受害人视为第二顺位受害人、并以其未能身处现场为由拒绝其赔偿请求，[89]有失公平。另外，在处理“救援者案件”时，英国法的态度曾发生转变：1994年麦克法雷恩诉凯里多尼亚有限公司案中视救援者为第一顺位受害人；而在1999年怀特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中将其视为第二顺位受害人。法院的态度之所以急剧转变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审理结果的不公平性：即允许救援者获得赔偿，却拒绝那些与第一顺位受害人关系更近的近亲属之精神创伤赔偿请求。由此可见，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技术性区分往往受制于法律政策的考量，存在很大的人为性。
笔者认为，无论是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还是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我国法律宜统一适用“可合理预见性规则”，只是在这两种案型中适用该规则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所不同。就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由于受害人是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所涉及的受害人范围相对有限，可预见性的判定会相对容易。就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由于受害人并未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而是通过第一顺位受害人作为媒介而遭受精神创伤，且潜在的第二顺位受害人之范围比较大（例如，旁观者案型）；因此，从合理控制进人法院的案件数量、合理平衡行为人的法律风险和负担的角度考虑，我国法律需要对“如何于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中适用可合理预见性规则”作必要的细化规定。于此问题上，其他法域审理第二顺位受害人案件时所提及的相关考虑因素就值得我国的参考。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我国法院应当谨慎考虑如下这些因素，以判定第二顺位受害人的精神伤害是否可为被告合理预见：①第二顺位受害人与因被告过错所发生的事故之间的邻近性(Proximity)，比如，其是否亲眼目睹事故的发生过程，其何时赶至事故发生现场等；②第二顺位受害人与第一顺位受害人之间的情感亲近性，比如，其彼此是否属于亲属关系、情侣关系、朋友关系等；③第二顺位受害人与事故后果之间的关联性，比如，是亲身感受到事故的后果，还是由他人转述事故后果，其对事故后果是否有预期或心理准备等。当然，上述所列的因素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相关情境，例如因被告过错所发生之事故的严重性、突发性等也是法院判定可合理预见性的考量因素。但是，上述各项因素是法院在处理第二顺位受害人案件时所应当重点考虑的法律问题。
（三）精神创伤的赔偿范围
就可请求的赔偿范围而言，精神创伤案件的受害人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的规定，请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为治疗精神创伤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心理）残疾，还应当赔偿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如果受害人因精神伤害而丧失本应享有的生活乐趣，其亦可主张现行法下的精神损害赔偿；同理，若受害人的近亲属因受害人的精神创伤而承受严重负面情绪，也可请求赔偿属于精神损害性质的抚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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