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弁言
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被认为(也常常被誉为)是渐进式的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比较诸如“休克疗法”一类社会变革模式，社会震荡小，改革阻力也小，更具有经验理性特征，“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试错方式探索改革路径。不过，渐进式改革运用不当，也可能延迟改革进程，错失改革时机，甚至为既得利益者所用，结果则是制度脱节，问题累积，矛盾激化，社会陷于分裂。渐进式改革之利固然显见，其弊也并非不见端倪。近年来，政经改革不能协调共进，既得利益集团坐大之势日见明显，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关于改革方向甚而改革正当性的论争也甚嚣尘上。值此之际，对于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认真思考尤显必要。
最近，本刊主编吴敬琏教授在诸多场合向大家推荐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一书，认为书中所论西班牙内战及后来的民主化过程，再现了现代国家建设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段深刻经验，值得当下中国知识界省思再三。为此，本刊特别约请吴敬琏教授以及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北京大学教授姚洋，以笔谈形式就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以期引起知识界对此问题的更多关注。
在吴教授看来，造成上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及其专制主义恶果的极端主义，是一个社会民主化过程中的大敌。无论左派、右派，一旦受到极端主义支配，就只能带来专制统治和对基本人权的漠视和践踏。要成就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依靠理性，通过对话、协商和妥协，寻求和解，建立共识。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扮演重要角色。关于极端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以及中产阶级在当今中国的境遇等问题，吴教授在不同场合屡屡言及，不胜忧虑。这固然是吴教授向所关注的问题，而近年来局势的演变，显然令此种忧虑更形严重。关于这一点，本刊2004年创刊号刊出的吴教授的评论文章“超越‘左’与‘右’：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可资参照。
秦晖进一步指出，西班牙式的悲剧并非孤立个案，无论欧洲、南美、亚洲还是非洲，社会转型之际，国家都可能陷入在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左右摇摆、动荡不已的局面。而在他看来，这一时期民粹主义的问题尤为严重。为此，他辨析了民粹主义与平民立场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它们在“群己权界”问题上的根本不同，并讨论了避免陷入上述困局的可能和条件。
与前两位论者不同，姚洋更多强调社会转型过程中某些迟滞、游移、反复乃至于动荡的难以避免，以及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心理根源。这样一种视角同样有助于人们思考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路向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思想解放为前导，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新”这一概念出现频率日增，甚而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然而，究竟什么是创新，创新的意义何在，如何实现创新，其条件为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数月前，我们约请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的顾淑林教授就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题作专题报告，并请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官员就此展开讨论。本辑主题“发展与创新”的第一篇文字就记录了那次报告和讨论的主要内容。
顾教授由“全球价值链”和不完全竞争的全球市场理论开始，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越出口越贫穷的“悲惨式增长”，而要避免落人这样的陷阱，就必须走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发展道路。她接着分析了创新的不同类型，并通过引述一些出现于改革过程中的实例，讨论了自主创新的机会和条件，尤其是在中国社会既有条件下自主创新的可能性。最后她讨论了创新系统中的产学研关系，指出要帮助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目标，必须有好的创新系统和适当的创新政策，而这将涉及社会制度、组织与个人行为的诸多方面。报告中涉及的问题，在讨论中有进一步的展开。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涉及创新问题的不同方面。第一篇文章集中于高等教育与学习、创新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文章作者系欧人，文中经验材料也主要取自欧洲国家，但其着重点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欠发达国家”。作者提出了有别于“知识经济”的“学习经济”概念，强调当前最重要的变化趋势不是在经济活动中使用更多的知识，而是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老化。学习经济对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学习与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也因此要求高等教育(包括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改革，使之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进一步说，高等教育应该成为整个社会创新机制的一部分，并与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紧密联系。由此反观中国高等教育现状及其与市场、企业、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人们应能获得一种新的认识。
建立创新机制，制度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建立有益于创新的制度环境本身也面对创新挑战。周汉华博士撰写的关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专家建议稿若干问题的说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个案。国家高新区自上世纪80年代建立至今，业已面临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而适时制订相关的法律规范，就是为了建立更好的制度环境，通过政府体制改革和更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文章指出了相关立法不足的现状，介绍了该条例的指导原则和主要特点，并分八个方面说明了条例想解决的主要问题。作者清楚地意识到，条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的尝试，这使得该文具有明显的探索性和开放性。
立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法治事业中，立法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如欲实现立法的目的，还须有守法的激励和执法的效力相配合。刘本博士以云南滇池污染治理为案例，对中国现阶段立法、守法、执法的情形以及造成此种情形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考察。该文有实证基础，有理论观照，有比较视野，有社会科学方法，其分析与结论读来饶有趣味。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都与农村问题有关。国鲁来的文章由产权制度人手，对农民集体土地问题加以讨论，其中既有法学视角，又有经济学的分析。张玉林的文章由统计数字和三个“群体性事件”开始，分析了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在作者看来，这种动力机制最核心的问题是他所谓的“政经一体化”，即在追求发展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的地方政府同企业之间牢固的政商同盟。这两篇文章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不同，分析方法和风格更具差异，但若仔细寻绎，认真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非不相关联。
加入WTO是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从更技术化的层面上讲，国际贸易机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并非不争的事实。Paul的文章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的基本看法是，包括WTO在内的国际贸易机构与经济效率具有内在矛盾，它们可能损害经济效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负增长。而且，就国际贸易机构确曾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言，它们也往往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差距。作者的这一看法与前面顾淑林教授所说“悲惨式增长”的说法相呼应。不过，作者并未一般地反对国际贸易机构，更不主张贸易�；ぶ饕�。他认为，尽管其促进经济的功能十分可疑，但在通过争端解决持续减少冲突、加强合作、协调贸易政策和促进各国国内稳定方面，WTO一类国际贸易机构的功用是显著的和不可替代的。
本辑评论文章讲述了二十世纪犹太民族的创伤记忆，尤其是这段记忆被构建过程中公共传媒的作用，以及它与公民运动的关系。尽管这个故事发生在另一个民族身上，这段记忆也浮现于另一个时空，我们对之不应该感到太陌生，因为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们原来分享着同样的人性的弱点，面对同样的道德哲学的困境，具有同样的寻求自我认同的心理需求。其实，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面对的最大问题一直是：我们是谁?我们能够是谁?这问题与中国人的创伤记忆有着深刻联系。然而，我们经受的创伤虽然深重，我们对创伤的记忆却几近丧失。这不仅意味着背叛，而且意味着自我的迷失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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