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中华文化经受空前巨大、深刻、剧烈变革的伟大世
纪。在百年巨变的烈火中，包括法制文明在内的新的中华文明，如
“火凤凰”一般获得新生。
大体上讲，二十世纪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世纪。这一个世纪的
历程，不仅仅是移植新法、开启民智、会通中西的法制变革的历
程。更是整个中华文明走出传统的困局、与世界接轨并获得新生的
历程。百年曲折坎坷，百年是非成败、得失利弊，值此新旧世纪交
替之际，亟待认真而深刻的反省。这一反省，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
法制建设的深入，亦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形
成。这一反省，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作为这一工程的起始或
基础，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检视、总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全部学术成
就，并试图作初步点评。为此，我们特郑重推出“二十世纪中华
法学文丛”。
1898年，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建议，实行“新
政”。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事业于此开始萌动，但旋即夭折。四年之
后，在内外剧变的巨大压力下，这一事业再次启动。1902年，清
廷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设修订法律馆，开始翻译欧
美各国法律并拟定中国之刑律、民商律、诉讼律、审判编制法等新
型法律。这一年，应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正式开始。白此，中国
法律传统开始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以五刑、十恶、八议、官当、
刑讯、尊卑良贱有别、行政司法合一为主要特征且“民刑不分，
诸法合体”的中国法律传统，在极短时间内仓促退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令国人颇感生疏的新式法律体系和法律运
作机制。不宁惟是，一套又一套从前被认为“大逆不道”、“不合
国情”的法律观念一一“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契
约自由”、“无罪推定”、“制约权力”、“权利神圣”等等，随着新
型法律制度的推行一起被带给了人民，使人民的心灵深处渐渐发生
革命。与此同时，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法学，亦与“沟通中西法制”
的伟大事业相伴而生，渐至发达。出洋学习欧美日本法律成为学子
之时尚，法政学堂如雨后春笋，法政期刊杂志百家争鸣，法学著译
如火如荼，法学成为中国之“显学”。据不完全统计，仅二十世纪
上半叶，全国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法律和法学著译及资料，多达
六千余种，总印行数多达数百万册。本世纪下半期，“法律虚无主
义”一度盛行，为患几近三十年，中国法律和法学一派凋零。七
十年代末以后，国人痛定思痛，重新觉醒，中国又回到法制现代化
的正轨，法律和法学重新兴旺和昌盛，法学著译出版再次空前繁
荣。据估计，1978年至今，我国法学著译资料的出版多达万种，
总印数可能在千万册以上。这期间，不惟基本完成了前人未竟的法
制和法学现代化事业，亦开始了向法制和法学更高的境界的迈进。
这一个世纪的法学著译和资料编纂，是中国法律现代化历程的
忠实记录，是中华法学界百年耕耘的结晶。从“全盘欧化”、“全
盘苏化”的偏失到“中国特色”法制与法学的探索，百年上下求
索留下的这份宝贵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珍惜；即使仅仅作为一部
时代的病历，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分析，以期发现和治疗我国法制现
代化过程中的常见病症。不幸的是，这份学术遗产，特别是二十世
纪上半叶的法学著译资料，现在正面临着悄然毁失的危险。由于印
刷技术低下、纸质粗劣、馆藏条件落后，许多法学书籍破旧枯朽，
不堪翻阅，有些甚至图文蚀褪无法辩读。加之种种人为的原因，那
些汗牛充栋的法学资料长期尘封蛛网，很少有人记起，半个世纪的
探索和成就竟被视若虚无。馆藏制度之限制又使借阅者困阻重重。
人们常叹：《尚书》、《周易》乃至秦汉野史随处可得，几十年前的
法学著译竟一书难求!此种文化“断裂”现象，实有碍于今日中
国法律教育和研究事业之正常进行，亦有损于中国法律现代化事业
之发达。以上诸端，不仅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书籍如是，二十世纪下
半期的一些作品亦已经或很快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有感于此，我们
遂有整理二十世纪中华法学遗产之愿望及筹划，不意与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之设想不谋而合，是以有“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之
选印。
本“文丛”选印的书籍或选编的论文，纵贯二十世纪始终。
凡能代表二十世纪不同时期法律学术水平、法制特色，有较大影响
且为当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所需要者，均在选印之列。即使是五十
至七十年代间特定背景下的法律和法学作品，只要有历史文献价
值，亦可收入。在选印的顺序上，大致由远及近，优先选印上半个
世纪的著译资料。目前选印编辑的重点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作品。二
十世纪后半期的法学成就，拟在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行整理。选本范
围将不局限于内地学者的作品，还将涉及五十年代以后台湾、香港
地区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法学作品，因为他们的成就也是二十世纪中
华法学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除曾正式出版的单本著译外，还将汇聚
若干法学家的个人文集，或重新编辑二十世纪各个不同时期的法
规、案例及习惯调查资料。不过，凡近二十年间已为各出版机构再
版的法学著作、译作，原则上不再选印。
、 为了保证选本的权威性、准确性，我们特聘请了六位二十世纪
上半叶即涉足法学或司法工作的前辈学者出任顾问。老先生们不顾
古稀耄耋之年，亲自批点方案、确定书目、选择版本，并以口头或
书面的方式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幸赖于此，我们的计划才得以
顺利进行。
本“文丛”之选印，旨在集二十世纪中华法学之大成。为体
现历史真实，我们将恪守“尊重原作”的原则，不作内容上的任
何更动。即使有个别观点与今日不符，亦予以保留。作为不同时期
的特殊历史记录，保持原貌更有利于比较和借鉴。为了使读者对每
本书的作者及该书的学术地位等有一个必要的背景了解，我们特约
请法学界一些学者为各书撰写关于其人其书的专文，置于书前。除
此之外，我们所做的纯粹是一些技术性工作，如纠正原作的排印错
误，注明原书所引事实、数据、名称之错误等等。为方便起见，可
能将同一法学家的数个单行著作合而为一，也可能将原合印在一起
的不同著作分开重印，还可能将当时或今日学人对其书或其人的有
关评论或有关的图表、法规资料选附于书后。总之，尽可能使其全
面、完整。
本“文丛”的选编�？�，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艰难的工
作，需要相当的学养和责任心。我们虽兢兢业业，如临深履薄，但
仍难免疏漏，恳请各界朋友批评指正。除此之外，还期待学界朋友
推荐符合本“文丛”宗旨的法学著译资料，与我们共同完成这一
跨世纪工程。
谨以本“文丛”献给中国法制现代化事业，献给中国民主法
治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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