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研究》经历各种磨难后，在海内外同行的支持下，终于与读者见
面了，值得庆贺!庆贺中也带有抹不去的伤感。
2002年7月，北京大学下发校发[2002]158号文件，批准北京大学近代
法研究所成立。阙后，经教育部备案，自批准成立之日起以迄今天，春风几
度，已历时四年。
回忆成立之日，我们曾有许多美好的设想，编辑出版发行《近代法研究》
就是这些设想中的一个。但是，本所除了各自做些研究之外，当初的设想无
一得以实现，甚至设想中的成立大会也没有开成�！督ㄑ芯俊返谋嗉霭�
发行也就遥遥无期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要寻找原因，首要的当然
是我们的能力，能力不足而以致之。其次，这个所，是带“史”的所。在法学
界，凡带“史”的研究，都是冷门中的冷门。北京大学的批准成立．不拨经费。
法学院是我们的“挂靠”单位，当然也不给经费。不但不给经费，甚至人员也
是一天天减少。对不少朋友的“北京大学的法史已边缘化”的玩笑，我向来都
是一笑作答。在当今的年代，选择“法史”为职志者，如果没有被“边缘”的心
理准备，那就最好不要选择“法史”，不要去做什么“法史”研究。
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界点，中国近代社会从这时开始，这是学界大多
数人的共识。但是，1840年以后的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与社会脱
了节。直至19世纪结束，适用的法律仍然是传统的《大清律例》，流行的学术
仍然是传统的律学。20世纪初年，因八国联军战争所带来的国耻，终于有了
变法运动，由此而启动了法律制度的改革，由此而有了近现代式的法学。这
是一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代。当时的法制改革者，同时又是法学学科的建
设者。要改革传统法制，就不能不研究传统法制。因此，适应改革的需要，中
国法史的研究应时而生，应运而生。
20世纪初期的法律改革，把古代法变成历史、变成传统。与此同时，改革
者移植西方法，制定规范近代中国社会之法。历时一个甲子，古代法与近代
社会不相适应的矛盾，终于开始化解。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新制定的近代
法与近代社会也无法完全契合。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所以从20世纪初期的法
律改革以迄现在，近一百年的时间，近代法紧随国家权力的新旧更替，采用废
立形式，也在不断更替。这种更替，最明显的最发人深思的是宪法。从1908
年清朝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到1982年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不到
80年的时间里，我们颁布、废除的宪法、宪法性文件，以及形形色色的宪法草
案的数量之多，世界各国罕有其例，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近代法的这
种频繁更替现象告诉我们：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最终
一定走向民主共和的尚未定型的社会。在这样的转型期里，对于一个拥有两
千多年专制帝制传统的中国来说，20世纪初期的改革者，抛开适应专制帝制
的古代法容易，而让新的民主共和之法来规范近代中国社会则是一个无比艰
辛的过程。中国近代法的急剧更替，可以说是转型期社会的应有之义。
20世纪初期的法律改革者，出于改革的需要，开始了中国古代法的研究。
而中国近代法则是由他们的实践开始的。由于近代中国国家权力和法的更
替频繁，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代法的研究一片空白。适应社会变革的需
要，今天，不论是内地还是台湾地区，近代法的研究都已大有起色，成为学界
比较热门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刊的出版发行也是时势造成。集合有
志者，对近代法做出深入的科学的分析，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史的借鉴：
这是本刊的目的。
《近代法研究》大致包括论文、旧文选登、资料和书评等栏目，在内容上注
重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法律和社会的复杂关系；在方法上讲究资料的
严谨和充实，强调论从史出、小题大做，反对夸夸其谈和宏大叙事。编辑同仁
希望本刊发表的作品能代表近代法研究领域中的前沿水平，能对近代法研究
走向深入尽到一点绵薄之力。
最后，本刊得以出版发行，要感谢李启成博士，是他的努力，才使本刊得
以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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