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杰科(译) ]——(2004-8-4) / 已阅57361次
考虑上面讨论的两种情况：
1、可以有没有犯罪心理的犯罪行为，后来才有犯罪心理。设想一个与上面的Brian例不同的例子。Fred从架子上拿走了Penelope的伞，认为是他自己的，后来他认识到他的错误但决定留下伞。法律对这种情形可能允许定罪。首先，法律可能视第一个行为是持续行为。它可以被认为是Fred正持续占有Penelope的伞，因此当有犯罪心理时还在继续实施偷盗的犯罪行为。一个这样的例子是Fagan案，被告人将车压在警察脚上的行为被视为正在进行的犯罪行为并且一旦有犯罪心理（他认识到汽车压着脚）犯罪就完成。第二个方法是法律可以通过看到后一时刻有犯罪心理以及考虑是否可能有不作为责任来处理这种情况。Miller案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分析（见第3章3）。睡着时有犯罪行为但没有犯罪心理。但是醒后看到火后那么就有了犯罪心理。通过说他未灭火是犯罪行为，上议院就能够巧妙地解决了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明显分离的问题。在Fred情况中可以说他意识到伞不是他的时，他就有义务还伞。他没有这样做就是不作为而因为他有义务作为，所以不作为就构成犯罪行为。
2、有时即使有犯罪心理而没有犯罪行为但后来有犯罪行为也可能判被告人有罪。一个例子是Church案，在该案中被告人怀有谋杀的犯罪心理攻击一个妇女。他认为他已杀了她但事实上他仅打伤了她。他把“尸体”扔到了河里并且被害人被淹死。再次，法律用两个方法处理这一问题。第一个方法是发展一种特殊理论。上诉法院在Church案中认为如果“陪审团认为上诉人的行为从其第一次攻击时至将被害人扔到河里是引起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一系列行为”那么上诉人就有罪。运用这一标准的难点在于正确地决定什么构成“一系列行为”。清楚的是如果有计划但被告人对其在计划内何时杀死了被告人有错误认识，那么他们仍有罪（Thabo Meli案）。但是，该理论同样适用于没有预谋计划的情况，如Church案本身所显示的。
在Le Brun案中被告人和他的妻子在街上争吵。他想让她和他一起回家而她不想回去。他打了她而她昏倒。然后为了能把她搬进房子里他试图抱起她。后来被告人掉下了他妻子，她的头部撞到了人行道上。这样撞死了她。虽然他掉下他的妻子是意外，但是他在打她时有犯罪心理。上诉法院认为，虽然它们不构成预谋计划，但这些行为形成了“独立的事务”，因此他犯了过失杀人罪。他们的推理似乎是为了把他妻子搬进房间而抱起她的行为可能掩盖了他的罪行。一般认为如果抱起她去医院那么结果就会不同，因为这样他被视为试图消除先前的危害而不是加重它。如果情况真实这样，那么犯罪行为与有犯罪心理的行为可以没有联系并且他就没有过失杀人的罪责。
上诉法院在Le Brun案中运用的另一观点在于试图对这种情况运用因果关系规则�？梢运当桓嫒讼惹按蛩拮拥男形顾ケ�，从而引起她的死亡。那么抱起她的行为不被视为打破因果关系链（见第5章）。
4-8 “一致性原则”
可能认为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之间应该有一致性，即犯罪心理应该是有关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例如，谋杀罪的犯罪心理是意图杀害；就严重伤害身体罪而言被告人想要或预见严重的身体伤害。但是，这一原则不是法律的组成部分并且犯罪心理可以包括比构成犯罪行为的危害低一级的危害。例如，谋杀罪的犯罪心理包括意图严重伤害身体。同样地，有些犯罪要求“进一步的意图”，即实施行为的目的是在将来用其他行为引起危害。例如，如我们所知的，夜盗罪包括侵害人意图实施其他犯罪的进入。
因此犯罪心理不必然与犯罪行为一致，虽然通常是一致的。在一些犯罪中可能意图或预见比包括在犯罪行为内的危害轻的危害就足够了；而另外一些则要求意图或预见比犯罪行为更大的危害。
有些评论者认为“一致性原则”（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一致）应是法律向往的理想。其他人不同意，认为如果被告人实施其预见会引起危害的行为，那么他应为他的行为引起的任何危害负责；结果不是“坏运”因为他“制造了自己的坏运”。他应为他的行为结果负责。由于他以其知道可能危害他人的方式行为所以就丧失了对他“坏运”的任何同情。Horder提出了“均衡性”原则。这就是被告人可以为超过其意图或预见的危害负责，只要与他预见的危害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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