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学军 ]——(2014-1-27) / 已阅18211次
[4]就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所做的“条文解释”之属性，目前有两种立�。浩湟皇恰傲⒎ㄕ叩慕馐汀保ㄍ趵鳎骸蹲匀蝗嗣袷略鹑文芰χ贫忍教帧�，《法学家》2011年第2期，第59页）；其二是“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观点�！保ù藿ㄔ叮骸堵酃樵鹪蛴肭秩ㄔ鹑畏绞降墓叵怠�，《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第41页）
[5]参见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31-36页。
[6]参见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38页。
[7]“民法室”指出，在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有的学者提出，“公平责任（原则）属于指导性原则，不能成为法院裁判依据”。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103页。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这一立场是完全不妥的。
[8]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101页。
[9]杨立新先生认为，《侵权责任法》第32条后段规定的“侵权责任”（还包括监护人就限制行为能力人致损行为承担的“侵权责任”），属“公平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2条与24条是并列的。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10][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245页。
[11]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31页。
[12]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132页。
[13]前引[2]，�？怂故�，第192页。
[14]唐孝威：《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的脑区能态理论》，《应用心理学》2004年第1期，第24-25页。
[15]前引[10]，巴尔书，第244-245页。
[16]《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352页。
[17]前引[10]，巴尔书，第248页。
[18]在人有无意思自由、能否自由抉择的问题上，“数百年来”西方哲学界存在着“意思自由论”和“决定论”两种对立的立场。前者主张，“人们的行为并非由因果法则所支配，而系按自己的意思而自由选择，行为都是行为主体自由思考与抉择的结果，基本上意思决定人的选择�！焙笳咧髡�，“一切的行为，均是在事前就决定的，人事实上是没有选择的自由”�；贫∪ǎ骸缎淌略鹑文芰Φ墓乖煊肱卸稀贩沙霭嫔�2010年版，第80-81页。当代西方心理学界也有“自由意志论”和“因果决定论”两种对立的立场。前者主张，“人的心理是自由的”（即可以“有多种抉择”）、“人的心理是主动的、有一定意图和打算的，即是说有目的和意义的”。后者主张，“现实的某一行为总能从过去的行为动力关系中找到原因，行为是被决定的，被先前的行为联系所决定”。刘翔平：《心理学中的因果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34-37页�！耙馑甲杂陕邸被颉白杂梢庵韭邸笔钦返�。首先，在相同的环境下，不同的人所作的选择是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人所作的选择可能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在相同环境下的不同时期，同一个人所做的选择可能是不同的；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时期，同一个人所做的选择可能是相同的。这些都是常识。由此可知，人的行为不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其次，这得到了心理学实验的证明�？鲋净┦恐赋�，“大家所熟知的梅奥的‘霍桑实验’、罗森塔尔的‘期待效应’实验、米尔格拉姆的‘权威服从实验’”表明，“被试验不是仅对刺激变量消极地作出反应，相反，其对实验的断言决定了自身的行为反应�！闭狻扒∏≈っ鳌薄叭说哪康男浴倍匀说男形胺⒒拥木薮笥跋臁��？鲋净骸蹲杂梢庵居刖龆鄣墓叵担夯谛睦硌咏恰�，《心理学探新》2008年第3期，第6页。
[19]前引[10]，巴尔书，第247页。
[20]《辞�！分赋�，“在人类，因后天学习影响极大，除初生的婴儿外，无纯属本能的行为�！薄洞呛！罚ㄋ跤”荆�，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3页。
[21]余小波：《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及其对教学的启示》，《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113页。
[22]前引[21]，余小波文，第114页。
[23]拉伦茨先生指出，“法律行为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即以最后引起某种法律后果为目的的行为�！盵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页。
[24]Polmatier v. Russ, 537 A. 2d 468, Supreme Court of Connecticut, 1988，p. 472.
[25]1922年，作为“相关领域的权威”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法院米德尔顿（Middleton）法官，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斯莱特里诉海莉（Slattery v Hayley）一案中指出，“在精神病人实施侵权行为时，无疑应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精神病导致某些不可或缺的犯意不会存在的除外。然而，如果被告的精神病如此严重，以至于可以排除从事侵权行为的真实意图之存在，则根本不存在自愿的行为（voluntary act），从而不存在责任�！盩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of Ireland, Report of the Liability in Tort of Mentally Disabled Persons, 1985，pp. 31-32. http: //www. lawreform.ie/_fileupload/Reports/rLiabilityMentallyDisabled. pdf, 2012年12月1日访问。1950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奥沙利文（O’Sullivan）法官，在怀特诉帕尔（white v Pile, 68 W. N.（N. S. W.）176, 1950）一案中指出，“如果某人的行为是完全无意识的，例如癫痫症患者的抽搐或梦游，就其在该状态下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则不必承担责任。依此类推，如果精神病剥夺了患者的全部决定力（power of volition），就其在该状态下实施的侵权，也不必承担责任�！盩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of Ireland, Report of the Liability in Tort of Mentally Disabled Persons, 1985，p. 21.
[26]《侵权法（第二次）重述》对第895J条评论（C）举例说明如下：“A是一名认为自己系拿破仑的精神病人。B是将A监禁在A的房间中的一名护士；被A认为是为了赢得战役的胜利而阻止自己抵达滑铁卢的威灵顿公爵的间谍。在试图逃脱时，A断开了一个椅子腿并用它攻击B，导致B颅骨骨折。A应按殴打对B承担责任�！闭庖焕颖昝�，精神病人完成可以形成意志。
[27]前引[10]，巴尔书，第246页。
[28]余延满、吴德桥：《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若干问题—与刘宝玉、秦伟同志商榷》，《法学研究》2001第6期，第105页。
[29]前引[1]，王泽鉴书，第88页。
[30]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101页。
[31]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32页。
[32]Laurence Francoz一Terminal and others. Children as Tortfeasors Under French Law, Martin-Casals, Miquel（Ed.），Children in Tort Law，Part I: Children as Tortfeasors, Springer-Verlag Wien New York, 2006, pp. 193-201.
[33]Gerhard Wagner, Final Conclusions: Policy Issues and Tentative Answers, Miquel（Ed.），Children in Tort Law，Part I: Children as Tortfeasors, Springer-Verlag Wien New York, 2006，p. 292.
[34][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35]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125页。
[36]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32页。
[37]前引[34]，巴尔书，第111页。
[38]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101页。
[39]张金海：《公平责任考辨》，《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第761页。
[40]Pieter De Tavenier, Children as Tortfeasors Under Belgian Law, Martin-Casals, Miquel（Ed.），Children in Tort Law, Part 1:Children as Tortfeasors, Springer-Verlag Wien New York, 2006, p. 75.
[41]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132页。
[42]前引[34]，巴尔书，第196页。
[43][德]Gerhard Wagner, supra note [33]，p. 300.
[44]李妍：《我们的病人—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28期，第27页。
[45]前引[44]，李妍文，第28页
[46]李铁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しǎú莅福镜乃得鳌�1991年6月21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http：//www. npe. gov, cn/wxzl/gongbao/2000-12/28/content＿5002610. htm, 2012年8月24日访问。
[47]前引[3]，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书，第101页。
[48]王泽鉴先生指出，“德国法学界有一项共识，即此种损害赔偿（未成年人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笔者注）将使未成年人长期负担债务，致影响其生计，未来生涯计划（包括结婚、就业），而妨碍其人格发展”。前引[1]，王泽鉴书，第388页。
[49]参见张学军：《监护人“侵权责任”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6期，第2-15页。
[50]Valerie D. Barton, Reconciling the Burden: Parental Liability for the Tortious Acts of Minors, 51 Emory Law Journal 877，Spring, 2002，p. 894.
[51]Bryan v. Kitamura, 529 F. Supp. 394，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District of Hawaii, January 5，1982, p.400.
[52]前引[34]，巴尔书，第186-187页。
[53]在葡萄牙，“慎重地将其归入对侵权行为的责任，不是归入危险责任，明确地表明诉因是基于推定的过错。因此，在葡萄牙与在意大利一样，父母亲要免予责任也是很不容易的�！鼻耙齕34]，巴尔书，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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