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利明 ]——(2000-11-24) / 已阅71117次
应该说，可得利益的赔偿不但必须，而且可行，关键在于设计出一个合理的标准。我们认为，可得利益赔偿的合理标准是：通过赔偿使受害人处于合同已被适当履行的状态。为此，首先必须确定合同如能履行时，非违约方所应该获得的利益；其次则要确定因为违约而迫使非违约方所处的现实利益状态。二者之间的差距即为非违约方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而赔偿可得利益的极限就是合同如能履行时非违约方获得的利益。确定可得利益赔偿的范围，必须根据上述标准，而不能以受害人在合同订立之前的利益状态为标准。如果仅仅确认后一种状态，那么尽管受害人在订立合同后为准备履行或作出履行所支付的代价获得了补偿，但其订约所期待的利益并没有实现；对于违约方来说，虽然作出了赔偿，但可能并未使其承担不当得利的后果，在违约本身就是为了获得比履行所能获得的更多的利益的情况下，此种赔偿显然对违约方十分有利，其结果会诱发违约行为。所以，只有按照使受害人处于合同已被适当履行的状态的标准进行赔偿，才能维护交易秩序，防止当事人随意违约。除特定物买卖以外[24]，此种赔偿能够实现当事人订约所期待的全部利益。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如果非违约方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完全超过了可得利益的损失，就应按实际损失而赔偿。
在立法中规定向非违约方赔偿包括其可得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时，还应当确定以下几项规则：
1.合同法并不赔偿受害人因从事一项不成功的交易所遭受的损失。
2.损害赔偿不包括非违约方所支付的不合理开支。至于什么是“不合理开支”，则应根据交易惯例等标准综合评判。
3.损害赔偿的主旨在于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但损失必须是实际遭受的损失，如果要赔偿利润损失，则必须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利润是存在的或会发生的。尤其是在这些利润中应扣除必要的支付，也就是获取这些利润所必须支付的费用。所以，可得利益必须是净利，而不是毛利加上为获取这些毛利所应支付的费用。
4.损害赔偿要适用损益相抵规则。比如因投资中断使工程停工，减少了材料费、劳务费等开支。这些由于违约而节省的费用必须从赔偿额中扣除。
5.损害赔偿应扣除本来应可以适当避免扩大的损失，但对于为减少损失而支出的费用则应予赔偿。这些费用必须是合理的，比如安排一项替代性购买的开支。
6.损害赔偿不能以违约方因违约而得到的利益为标准来确定赔偿额，不能判以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八、关于强制实际履行
强制实际履行，是债务人不履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条件后，根据债权人的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责任方式。我国合同法所使用的强制实际履行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强制违约方按合同规定交付标的物、提供劳务、提供工作成果、支付价款、修理、重作、更换、强制给付等[25]。
与大陆法系将强制实际履行视为违约的补救方法并在实践中很少适用不同，同时也有别于英美法系只把强制实际履行作为救济权利人的平衡手段而仅在例外的情形下适用，中国的合同法一贯将实际履行作为一项原则来提倡。学术界对此曾有不同看法，并展开过讨论[26]。我们认为，不能将实际履行原则简单归结为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的产物，就诚实信用、全面而适当地履行合同义务这一点而言，市场经济体制对当事人的要求不是放松而是更严了，合同法应当坚持而不是摈弃实际履行原则。
作为一种重要的违约责任形式，强制实际履行在适用上是有其条件限制的。首先，强制实际履行须经债权人申请。我国《民法通则》第111条和许多国家的立法都把当事人一方的“要求履行”作为一种请求权而加以规定。违约责任既然是对当事人的一种补偿，那么，采取何种措施最为有利，实际履行是否还有实际意义和价值，这只有债权人才真正理解并能够判断。所以，未经债权人请求，不得采取强制实际履行。首先，权利人既可以请求合同的全部实际履行，也可以选择部分的强制实际履行（前提是合同标的具有可分性）。另外，债权人请求法院强制债务人实际履行时，还可以请求赔偿因迟延实际履行所受的损害，使得债务人同时承担两种责任形式，但数种责任的聚合不得超过债权人从合同正常履行中所得到的利益，否则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得削减之。第二，强制实际履行必须客观可行。一般地说，违约责任人在如下情况下可以免除实际履行责任：(1)债的履行成为不可能；(2)实际履行已不必要；(3)实际履行非常困难，如果履行则显失公平，这时应适用情事变更原则，不再强制实际履行。第三，强制实际履行的适用以义务人向权利人承担违约责任为前提，故必须符合违约责任的适用要件，即当事人必须有违约行为且具备过错。如债务人的违约是由不可抗力或情事变更等原因所造成，则债权人不得请求强制实际履行。
九、关于定金制裁
定金在合同法中的地位，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从国外立法例看，有的把定金规定于买卖中，同时准用于其他有偿合同[27]；有的将其规定于债之通则[28]；还有的将其规定于合同通则[29]；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国立法及审判实践中则历来将定金视为债的担保，如民法通则即将定金作为债的担保方式之一，规定于第89条的第（三）项。这种做法与前苏联在1964年通过的《苏俄民法典》相同。从学理上看，定金以某种类的不同而区别其效力，因此相应地有所谓成约定金、证约定金、违约定金、解约定金、立约定金等五大类别之分。
应该说，当事人所交付的定金究属何种性质，当依当事人的意思及交易上的习惯决定[30]。但我们认为，在法律没有直接规定的情况下，不能认为定金有解约性质。综合地看，理论上或实务中容易产生歧见的也只在违约定金和解约定金两项上。
我们认为，定金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履约、防止和制裁违约行为，定金并不是代偿物，因此不能作为解除合同的代价。如果不排除定金的解约金性质，则意味着给付或接受定金的一方可以通过抛弃或双倍返还定金而取得解除合同的权利，这样当事人便将无法请求赔偿损失或请求继续履行。这与我国合同法的基本精神不相符合，且不利于�；ず贤笔氯说睦�。实际上，像日本民法等将定金规定为解约定金的立法例，也是明令将其限制在当事人一方着手履行合同之前的[31]�；谎灾�，在日本法中，因定金解约，并非基于债不履行的违约行为。作为违约责任的定金，应排除其解约金性质。
作为违约责任的一种形式，定金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其罚则上，即：合同一方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向对方交付定金的，因付定金当事人的过错致合同不能履行时，不得请求返还定金；因受定金当事人的过错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受定金当事人应双倍返还定金。关于丧失或返还定金的条件，我国以往立法及有关实践均以不履行合同为唯一，只有《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是个例外。按照该条例第17条第6款和第18条第6款的规定，丧失或返还定金的条件不仅包括不履行，而且包括不完全履行合同。此外，该条例还将定金与预付款混为一谈。我们认为，该条例之所以作如此规定，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因此不具有普遍意义。
当事人一方未履行合同，给他方造成损失时，除适用定金制裁外，是否可一并请求违约金和损害赔偿，即定金、违约金、赔偿金三项可否并用？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各国立法的有关规定也不一致。
我们认为，对于定金与违约金、赔偿金的并用或并罚问题，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不宜笼统地作出规定，最重要的是应该区分定金的不同性质。就违约定金来说，由于它具有预付违约金的性质，因此与违约金在目的、性质、功能等方面相同，两者不宜并用，除非两种责任系针对不同的违约行为而约定。如果定金为成约定金和证约定金，那么由于这两种形式的定金与违约金、赔偿金在性质与功能上各不相同，且适用的范围也不一样，故可以并用。总的来看，违约责任的范围一般应与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相一致，而不应形成重复责任。所以我们主张，不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承担其他违约责任时，定金应算入赔偿金额中，并用的结果不应超过违约所带来的实际损失以及可得利益的损失。否则，在给付损害赔偿时，定金应予返还。
十、关于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
合同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情况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履行困难时，根据世界各国立法例，可以免除违约责任。免责事由一般包括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货物的合理损耗、债权人的过错等。其中，不可抗力是普遍适用的免责条件，其他则仅适用于个别场合。
我国现有立法只规定了不可抗力免责，而且，仅适用于因不可抗力致合同履行不可能的情形。这样的立法例存在一些缺陷：第一，免责事由并不以不可抗力为限；第二，没有因不可抗力致履行迟延免责的规定；第三，容易导致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的混淆。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在未来的立法中以“不可归责的事由”这一概念取代不可抗力。同时规定，合同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导致不履行合同或履行迟延时，应视不可归责的事由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减免违约责任。
民法通则仅规定不可抗力为法定免责事由，同时将不可抗力限定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这主要是为了严格限定当事人被免责的范围，维护合同效力，保障交易秩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因电力供应不足、运输紧张、交通堵塞、原材料涨价等原因而阻碍合同履行的现象。这些干扰因素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该预见到的，当事人从事交易也应该承担这些风险，因此不属于不可抗力，也不属于不可归责的事由。如果这些情况确实经常严重地阻碍合同的履行，则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应予以注意，为了尽量减少风险，当事人可以特别约定免责条款和不可抗力情况。从合同立法的角度论，应该允许当事人在明确不可归责事由的范围时采取约定不可抗力的作法，确立此种约定的法律效力。这有益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与不可抗力概念紧密相关的是情事变更。近年来，国内有许多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了情事变更上。有人认为扩大现行法违约免责事由范围的途径之一，就是立法确认情事变更为免责事由，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
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所表现的一般特征是相同的，两者都属于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客观情况，但是二者在客观表现、适用条件、免责范围等方面均有差异。就最根本的一点而言，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旨在清除合同履行中出现的显失公平的结果。比如社会经济形势巨变时，合同并非如遇不可抗力一般不能履行，而是履行过于艰难，尤其是在出现如果一方坚持依约履行便将使得当事人之间的对价关系严重不成比例或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时，情事变更原则便应当得到适用，使当事人藉此而获得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此项权利并非法定变更解除权，而须经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以诉讼或促裁方式提起。严格说来，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后果，是当事人合理分担非正常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而不是单纯免除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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