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政治的联系。尽管公法和公共管理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义务和压力的影响，如各种联合国人权公约。但相比商法和其他形式的私法，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仍相对小一些。相反，公法和共同管理体系更多地会受到国家的法律文化、历史经验以及政治文化的影响。
2．国家权力的下放。公法制度允许国家权力下放到何种程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欧洲，如法国等国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英国）强调中央集权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其国家的统一是通过暴力手段而取得的。但在另一些国家，如德国，则有一个更为宽松、分权的制度体系，反映出一个更合民意的国家统一。这些差异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国家”和“省”的法律和机构之间的交互联系的方式。
3．供给性国家还是监管性国家？国家应提供公共服务（如铁路运输），还是应监管以市场为主导的公共服务？“监管机构”的功能及地位在不同的制度中也有显著的不同。
4．政府竞争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以及何种方式上，市场型机制可以影响到公共部门的决策制定？如果“公私合营”中的“私”实质上是“国家所有”，那“公私合营”的含义是什么？
5．公共就业的意义。例如，雇用下岗警察的私人保安公司享有什么地位？
6．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我们可能都赞同“良治”的重要价值，但不同的制度体系在追求这一价值中，其法律和司法机构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例如，对于认为其自身权益遭受到来自政府人员的渎职和行政失当的损害的公民，应被给予多种投诉和救济的途径。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制度在传统上更强调申诉专员制度的救济而非法院和法律本身。
7．“失控国家”情况下“公法”和“公职人员”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渎职和行政失当的救济问题会随着国家权力机构的瓦解而变得复杂，甚至对何者是具有合法性的政府行为都无从所知，例如苏联撤军之后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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