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当前宏观调控实践的逐步常态化以及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从经济法实施的角度实现宏本书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针对“宏观调控行为是否可诉”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回答“可诉性的要件什么”，只有充分了解可诉性的要件，才能为论述"宏观调控行为是否可诉"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其次要回答“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是什么”，而“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又取决于作为其权源的“宏观调控权的性质”，宏观调控权作为国家的一种新型权力，只有对其生成过程进行实证考察，并在经济法的语境下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语词的重叠性共识，才能对“观调控行为的性质”得出具有理论解释力的结论。最后要回答“宏观调控行为是否符合可诉性的各项要件”，这有赖于结合可诉性的具体功能，以及宏观调控行为的内在规定性，逐次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可诉性的各项要件并不是并列的，而是递进的。也就是说，必须首先解决宏观调控行为不是不可诉的政治问题，才有可能进一步考虑宏观调控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成熟和过时作为起诉资格要件的扩展（成熟）与延伸（过时），在当事人享有起诉资格之后，最后才是对诉讼时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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