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是裁判的基础，因此构成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在长期的证据法学教学中，笔者对一些问题时常感到困惑：诸如证明与诉讼的关系、证明针对的案件事实的范围、证明适用的诉讼阶段与环节等�；诙陨鲜鑫侍獾淖肺�，笔者于2004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刑事诉讼证明基本范畴研究，并有幸获得立项支持，本书是在课题组成员共同努力下取得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传统的证据学研究中，证明活动被理解为公检法三机关为查明案件事实进行的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及运用证据的活动。这种泛化了的证明观导致对证明理论的研究模糊不清，直至将证明与诉讼活动混为一谈。刑事诉讼证明缺乏自身独有的范畴体系和法律规则，严重阻碍了证据法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o近年来虽有少量以证明为题的优秀作品问世，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有益探讨，基本勾勒了刑事诉讼证明体系，但在证明内涵的拓展及体系的完善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本书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基本范畴视角的选取。本书以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范畴为研究对象，旨在厘清刑事诉讼证明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刑事诉讼证明的范畴体系。从语义上分析，“范畴是内容更为抽象概括性也更大的概念”因此，概念范畴是所有理论问题研究的原点�！翱蒲а芯渴亲罡叩睦硇匀鲜�。理性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形成概念范畴，并将概念范畴序列化、体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论和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1]针对传统证明理论研究的模糊和混乱状态，选取基本范畴为基点对刑事诉讼证明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刑事诉讼证明领域，只有基于基本范畴的研究才能肩负起提升证据法学的理论品格、彰显证据法学学科的独立性，并促进其趋于成熟与发展的重任。在本书中，笔者围绕证明是什么、它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哪些展开论证，力图在理论上将证明与其他诉讼活动区分开来，阐发刑事诉讼证明的本质特征。通过对刑事诉讼证明概念、证明原则、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推定、证明程序及证明方法等基本范畴的研究，尝试建构完整协调的刑事诉讼证明基本范畴体系.这里需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作为证据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证明与证据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故本书没有涉及证据及证据规则的讨论，尽管在司法实践中证据与证明是密不可分的。二是鉴于推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推定的运用与证明责仟和证明标准紧密相连，如通过法律推定可实现证明责任的倒置，而事实推定则引起证明责任的转移，故将其纳人证明的基本范畴。
第二，证明概念内涵的拓展。以往的证明理沦多是围绕证明被告人罪行的有无及轻重等实体性问题展开，而诸如非法证据是否存在、申请回避理由的存否等涉及被告人重大权利的程序性问题尚没有被纳人证明的范畴，这是发生在程序法中的又一“重实体、轻程序”现象。传统证明理论的局限难以应对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程序性证明的新问题，使得关系到被告人重大权利的程序性问题无法通过司法证明的途径予以解决，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范畴也拘泥于实体性问题的证明框架无法实现理论突破。为此，笔者在重新界定证明概念时即为控辩双方程序性争议及程序性请求的证明留下了发展的空间，随后在证明的分类中首次论证了程序性证明的概念，并对程序性证明之主体构成、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程序及时空维度等构成要素进行了系统考察，从而拓宽了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范畴，为诉讼证明提供了规则的指引。
第三，证明活动外延的延展。完备的诉讼形态是证明活动的理想空间，故大量的证明活动存在于审判阶段。但笔者认为，证明不应局限在审判阶段，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乃至执行程序中都存在证明活动，对证明活动的外延应作必要的延伸。从实然状态看，在审前程序中，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时，必须提出确实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并证明有逮捕之必要；在执行程序中，对于罪犯的减刑和假释也需要相应的证据证明。从司法改革的应然方向看，应在审前程序中确立司法审查机制，通过程序性事项的证明，控制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强制性权力的运用，实现对被追诉人权利的切实保障。但是，目前在我国审前程序中缺乏司法审查机制的情况下，证明活动可以在主体构成方面作适当的妥协，转而追求其他构成要素的实现。如在检察机关负责批捕的现状下，应突出强调侦查机关证明责任的履行及标准，尽量采用较为严格的证明方式，必要时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以达到控制羁押的目的。据此，本书对逮捕、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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