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用革命性来概括环境法的特点是再恰当不过的。它
像一头不怕虎的初生牛犊，带有勃勃生气， 向传统的法律制度和法
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过去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构成传统法学理论
的完美概念、权利一义务范畴以及法典的抽象性、逻辑性和可演绎
性正在受到可持续发展标准的重新审核。一方面，公共性私权与个
体性公权竞相涌现、政策与法律的界限日益模糊、公法与私法曰渐
交融，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已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
另一方面，一些新的术语的出现也使人感到应接不暇：可持续发
展、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权交易、公众参与、严格责任、公平责
任、以天计罚、双罚及多罚等。难怪国外一些学者在惊呼“环境
法是最不讲道理的法律”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环境法是本世纪
带动法学理论发展的最有生命力的法律部门。
事实上，革命的环境法也带来了传统部门法的变革，从大陆法
系国家对“不可称量物”的�；ず汀敖诜梁Α备拍畹某鱿�，到
英美法系侵权法领域市场份额责任的确立；从亚马逊河流域开发与
�；ぬ踉嫉那┒�，到太空垃圾的控制性立法；从日本的四大公害病
判决到美国的环境纠纷调解程序；从法体系到法制度、从国际法到
国内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无一不在发生着有利于环境�；さ�
变化。
如果说环境法的革命性是对世界各国环境法的理性认识，那
么，用“我们需要一场变革”来概括中国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的现
状是合适的。
中国的环境立法始于1973年，几乎与世界发达国家同步，早
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很多国
家都还在承诺积极开展环境立法的时候，我们已经十分自豪地向世
界宣布：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环境法体系。的确，中国自进
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立法真正走上了“快车道”，没有哪
一个领域能够像环境法一样，几乎是年年有法律，甚至是一年有几
部法律通过。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环境立法发展最
为迅速的年代里，淮河形成了全流域污染、珠江流域尤其是珠江三
角洲的污染问题也曰益突出，一再有报道说某些严重污染的城市或
地区已经没有青年符合征兵的身体条件，中国的某一城市已成为全
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生态环境�；し矫�，长江源头的冰川
正在缩小、长江流域早已是连年水患、黄河严重断流、水土在流
失、草原在退化、森林在消失……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中国，
一方面是环境立法的空前繁荣，各类法律、法规大爆炸；另一方面
则是每一部法律都未能得到真正的实施，使老百姓感到中国的法律
“无用”、“无能”。
中国环境法的发展，一直受到非理性思路的重大影响， “摸着
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 同样是环境立法的主要指导思
想。在这种思路下，既缺乏立法内在体系化的思考和设计，也缺乏
立法的基础性分析和实证性研究，更缺乏厚实的理论基础。其结果
是必然的：一是中国环境立法变动性大，往往容易就一时一事作出
规定，缺乏对某一社会现象全面的完整的规定；二是立法的合理性
差，各部门分别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推出于已有利的法律、法规，
缺乏对法律运作规律和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这两种现象与中国环
境法发展中立法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重实践，轻研究”以及
法学家的作用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密不可分。在中国并不缺少环境
法，而是缺少能够作为中国可持发展的基础的合理的环境法。在此
意义上，我以为：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没有理论基础
的环境法不可能是理性的环境法。
理论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它所牵动的并非只是理论本身!
两年前，在我开始构思一本环境法著作的时候，并没有目前这
种思想和认识。只是希望构筑一个完美的环境法理论体系，为中国
的环境立法作诠释。最初，我提交给出版社的大纲也正是这样的一
个自以为荣的体系。整个构思的重点在于从“全新角度”认识中
国环境法，建立环境法的理论。按照这一思路，到1998年暑假前，
我已经完成了20万字的写作，对于年底交稿充满信心。
然而，1998年七八两个月的一场特大洪水，对我而言，真的
不堪回首。至今想来仍难以释怀：首先是对洪水的震惊，其次是对
自己思想的怀疑。后者所造成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前者�；辜堑�
1998年的最大洪峰到达武汉时，我正在海南出差，几乎所有人见
面的第一句话一定是问“武汉的水怎么样了”，接到朋友从四面八
方打来的电话也是“你们家怎么样，房子淹了没有?”我则每天必
打一个电话回家问水位，时刻关注水情。在洪水肆虐的两个月中。
打开电视迎面而来的是军民抗洪的场面，从飞机的舷窗望下去我的
家乡周围是一片汪洋，武汉犹如一个孤岛。到处是抗洪的口号标
语，时时可以听到抗洪的歌声， “战胜洪魔”成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源泉。然而，“洪魔”一词却引起了我的如潮思绪： 曾几何时，作
为母亲河的长江变成了妖魔鬼怪，作为生命之源的水变成了人类生
命的灾难?曾几何时，人们便将自然作为了征服的对象，虽然
“我们一定要夺取抗洪斗争的胜利”的呼声震天动地，但在长江一
次又一次的洪峰到来时，人们除了加固堤防、扒口泄洪以让洪峰通
过以外，面对自然的力量，我们的胜利何在?保住了武汉就是胜
利，那么，淹没在水、中的几十万亩农田、几百个村庄是什么，上千
亿的经济损失是什么，也是胜利?水患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几十
年来，我们哪一年不防洪不抗洪，今年抗过了，明年后年呢?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长江汛期依然，为什么到1998年并非历史最高水位和最大流
量的洪水却造成了有史以来的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大、干流
支流同时泛滥的全流域水患?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天灾，多少是人
祸?环境�；な切唇讼芊ǖ�，并有多部法律、法规在规范资源开
发利用与�；�，环境法制度在水土保持、维持生态平衡方面到底在
如何发挥作用?它们应该为缓解人类与自然严重对立的状态做
什么?
诸多的问题困扰着我，迫使我反思自己过去的许多研究，特别
是正在写作的著作。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写作目的、怀疑自己的思维
模式，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在这种状态下，根本无法完成原稿，
几乎近半年时间完全未能动笔。惟一能做的是将已完成的20万字
化为灰烬。
现在的这部书稿，是“蜕变”过程的反映。首先是自我反思、
自我批判、走出自我的结果；其次是对环境法的现状与未来重新评
价与定位的产物。也许，读者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批评氛围，字里
行间难免有火药味。但真的是“爱之深”、“恨之切”，更何况，就
在1999年，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长江又经历了一次不亚于1998
年的大水灾。作为环境法研究者，对此决不可能无动于衷。
在这本书中，我已无意构筑一个精美的理论框架，只是希望为
中国环境法的革命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正如我前面所言， 中国
环境法的革命既建立在环境法的革命性基础上，也建立在对中国环
境法现状的理性认识之上。我通过对环境法革命性的认识所提出的
中国环境法革命的诸多设想，与其说是想建立一个环境法的理论，
不如说是提供一个引起大家批评的“靶子”。如果该书或其中的一
些观点能被“群起而攻之”，我将十分欣慰和满足�；肪撤ㄑЫ缑�
有争论的局面太久了，我渴望争鸣与思想的碰撞。
本书的结尾，我收入了4篇最近发表在报纸上的小文章。首先
表明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更重要的是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一种
探索。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给了我这次自我革命的机会，也感谢
本书中引用的参考书籍、论文的作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就没有我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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