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和沃格林作为思想家都充满魅力，他们身上有不
少相同的地方，让人抑止不住要把这两位哲人拿来比较一
番一一可是，这两人的思想又显得非常不同，分歧巨大，又使得
任何想要做一番比较的人感到棘手得很。
施特劳斯和沃格林都是犹太裔，都在德语国家长大和接受
高等教育，二战前先后从德国和奥地利流亡美国，随后在这个新
大陆的学界崭露头角，又碰巧都搞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基于
1949年在芝大的讲座而写成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和沃格林基
于1951年同样在芝大的讲座而写成的《新政治科学》，也都成为
各自思想成熟的标志。两人的思想出发点可以说都是对现代性
的哲学批判，而且也都从思想史人手一一尼采的现代性批判已
然清楚指明：西方的现代性痼疾病人膏肓，没有对整个西方思想
史的通盘把握同时又对好些关键性的细部了如指掌，就不可能
成为一个有资格给现代性把脉看病的良医一一20世纪以后，思
想大家必定显身为思想史大家。无论对整个西方思想史脉络的
把握还是对各个细部的深入理解，施特劳斯和沃格林都显出敏
锐的思考眼光和深厚的学问功夫一一尽管两人对细部的掌握各
有偏重、对整个西方思想史脉络的把握更是南辕北辙……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把施特劳斯与沃格林作对比
观．对于我们深入西方思想史问题的纵深非常有吸引力�？墒�，
要做这种对比谈何容易!因为，需要对比的不是两人的
“同”一一这方面几句话就可以说完，而是两人的“异” 要把
这方面说清楚，我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世代，而且能否想
清楚和说清楚，还不一定。
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公开论争，仅见于沃格林给施特劳斯
《论僭政》写的书评和施特劳斯在《论僭政》增订版中的简短回
应。因此，两人通信的刊布对于我们作对比观照意义重大
从通信中可以看到，两人原来并非老朋友，而是到美国后在学术
交往中才相互结识(写信都很客套)。随后，两人之间有过一段
时间的思想交流 从两人一生的角度看，这段时间非常短暂，
似乎双方都想说服对方，最终不了了之。施特劳斯显得率先放
弃说服或交流的意愿，两人的交往日益疏淡，最后干脆差不多没
往来……
这倒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在真正的思想家之间，任何相互
之间的说服可能都会以徒劳告终，重要的是看清楚对方的立场，
从而进一步想清楚自己的立场。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便在于：他
们两人看清楚了对方的立场吗?如果看清了，双方各自是怎样
看的?如果没看清，又是怎样没有看清?倘若仅有一方看清了
对方，而另一方并没有看清对方，那么，看清和没有看清的是哪
一方……凡此种种都引人兴味。
如果要从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对比中有所收获，应该从哪
个问题位置入手?
《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一书的编者
似乎已经为我们提示了论题位置：沃格林与施特劳斯的差异，就
是信仰与政治哲学的差异一 换言之，沃格林一生中的主要著
述看起来是在搞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信仰的哲学表白。
这本书的编排也很有意思：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
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通信，第二部分由两人的各两篇论文构成，
第三部分是两人在美国的后学们对两人分歧的思考。不知道是
有意还是无意，第二部分的四篇论文的编排是这样的：沃格林的
两篇文章被编排在施特劳斯两篇文章的中间，好像处于受到夹
击的位置。仅从文章标题来看，施特劳斯的两篇文章就像是对
沃格林的两个论题的尖锐挑战 或者说，开始是提醒……然
后是批判。
这两个勤勉的思想者虽然擦肩而过，却向我们透露出不少
重要的思想史线索。西方思想很早一 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蛰伏
着�；�，而�；母淳驮谡苎в胱诮痰墓叵�。古代希腊的城
邦制度毁灭以后，哲学并没有随之入土，而是随着希腊化进入了
犹太教、基督教，中古前期又进入伊斯兰教；到了近现代的西方，
则形成了基督教哲学，麻烦的现代性问题似乎就是从这种哲学
中生发出来的……当哲学进入最后一个古老的文明宗教一 儒
教时，现代性问题已然成为痼疾。反过来看，汉语思想倘若不突
破近现代西方哲学的视界，深入到西方思想的原始冲突中去，就
没有可能把自身面临的问题思考得桶底脱落一一犹太教、基督
教、伊斯兰教如何应对哲学的登堂入室甚至入室操戈，恐怕才为
儒学如何应对自身的困境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1958年，沃格林从美国返回欧洲，在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执
教，建立并主持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研究所“(Institut fur Poli-
tische Wissenschaft)达十年之久 令人费解的是，在战后的
德语哲学界，沃格林几乎没有留下影响的痕迹。退休以后，沃格
林又回到美国，继续据说因建立“政治学研究所”而耽搁下来的
《秩序与历史》后两卷的写作(参见Peter J．Opitz为沃格林的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1989]所写的德译本导言
[1994])。沃格林1938年到美国，1942年就在美国Baton的
University。{I．ouisiana找到了教职一一就学界的外在名声而
言，沃格林似乎比施特劳斯要大得多(差不多二十年前，国朝学
界已经有人撰文介绍沃格林和他的<<新政治科学》，见《国外政治
学))1987年第3期)，却未能像施特劳斯那样，教出一帮出色的
弟子，从根本上修理了美国高等教育中最为核心的要件，其历史
意义至深致远 施特劳斯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创办“研究
所”或“研究中心”，而是单枪匹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教书，
带领一届又一届学生老老实实、一本一本地读我们自以为耳熟
能详的古典名著。
1998年笔者着手组译本书，何子建译出施特劳斯的《雅典
与耶路撒冷》和阿尔提泽的文章、林国荣译出<<神学与哲学的相
互关系》，随后刊于笔者当时主编的《道风》学刊。何子建因博士
课程太忙不能继续翻译，由张新樟博士接手，译出了书信全文
(书信编排按施特劳斯的生命时段分期，以便与施特劳斯通信集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对应，便于读
者对勘；随后张新樟博士因去德国做博士后研究，译稿又搁下
来……直到去年，谢华育接手译出余下的全部篇章，并校订了书
信部分，全书翻译终于完成一一可谓好事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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