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祖怀 ]——(2009-5-4) / 已阅28323次
解构“和解”的内涵可以发现：它要求双方当事人对实行和解必须出于自愿；在和解的参与主体上，要求包括调解人在内的三方参与人处于对等的地位，任何一方都不应拥有凌驾于其他方之上的特权，从而对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达形成压力；和解协议的达成不是缘于程序内的或者程序以外的任何外在压力，而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体现。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为我国宪法所确认的法律制度，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等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地位上独立于任何刑事司法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因而也更具有公信力。人民调解遵循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平等原则、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人民调解员来自乡村和各个社区，具有人民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等特点。人民调解的基本属性表明，它是担当刑事和解调解机构的适格主体。
3、人民调解程序规范
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等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程序进行了明确、详细的规定，包括：当事人要求调解纠纷的，应提交调解申请书；受理调解纠纷，应当进行登记；根据需要向有关方面调查核实的，制作调查笔录；调解过程制作调解笔录；调解成功的，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对当事人回访时，制作回访记录，载明协议履行情况，等等。上述文书还分别要求相关当事人、调查人、调解主持人、记录人签名，有的还要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而所有文书都应立卷归档。如此详尽、规范的操作程序，是当事人自行和解或由其他非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所无法比拟的。这就使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对协议书本身的审查，而是还可以对和解的全过程进行全面、有效的把握，确保和解的程序正当性。
4、人民调解组织基础深厚，设置普遍
民间调解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一种权利�；せ�，广泛存在于民众生活之中，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具有普遍性的特点。所以，它仍将是中国社会解决民间纠纷，�；す袢ɡ闹匾绞�。[26]
人民调解以其自愿协商性、程序简易性和成本低廉性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在调处社会矛盾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被人们称为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我国的人民调解组织主要设立在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企业事业单位，行业性组织。截至到2002年，我国已建立人民调解组织90余万个，拥有人民调解员近800万人[27]。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至2007年底的8年间，人民调解员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4000多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5％。[28]人民调解员来源于社会和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众多调解员具有丰富的调解工作经验。此外，人民调解制度还拥有国家的各种资源支持。近年来，为适应形式的需要，许多地方开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专职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人员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招聘和组织培训，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29]因此，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进步，人民调解制度的不断改革完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刑事和解的调解机构，在我国有着越来越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5、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总的来讲，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已经面临着巨大的案件压力，且司法资源紧缺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刑事和解的程序，一般说来包括权利告知、和解的提出与审查、和解准备，和解陈述与协商、签订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的审查与履行等。如果司法机关深度介入和解过程甚至充当和解的调解人，显然会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严重降低诉讼效率，甚至会影响刑事和解的效果，最终也将使司法人员失去适用刑事和解的动力。要做到既能够实现正义，又不失去诉讼效率，引入社会中立力量主持和解、参与刑事和解的过程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而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对适格调解员的遴选、对和解过程的监督、对和解协议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对协议履行的监督等方式，确保刑事和解的程序正当。这样既充分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又可以做到兼顾正义与效率。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的人民调解模式，虽然不存在严重的制度性障碍，但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对人民调解制度重新进行定位，适当扩大人民调解的职能，将对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纳入工作范围；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刑事和解调解人）资格认证制度；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界定；建立刑事和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在刑事和解背景下，再造自诉案件的调解、和解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地位等。
注释：
[1]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刘方权、陈晓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载《云南法学》，2003年第1期；樊崇义、陈惊天：“和合思想与刑事和解”，载黄京平、甄贞主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2] 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适用构想”，载黄京平、甄贞主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3] 刘守芬、李瑞生：“刑事和解机制建构根据探讨”，同上注，第162页。
[4] 晏向华：“刑事和解－体现和谐社会理念”，载《检察日报》2005年10月21日。
[5]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oin与Victim-Offender mediation从字义上看并无本质区别，所以目前国内相关著述大都通译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但也有论者将二者加以区分，将前者译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将后者译为“被害人与加害人调解”，并将二者并列为恢复性司法的两种模式。参见李袁婕：“我国恢复性司法程序之完善”，载陈光中、陈卫东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5年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6] 1974年5月，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纳市的两名年轻人承认犯有22起破坏财产犯罪，在缓刑官和门诺派教徒志愿者的努力下，法官令加害人和所有的被害人会面。通过交谈，两名年轻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并与被害人达成了损失赔偿方案，法庭据此对两名年轻人做了缓刑处理。
[7] [芬]乔森•拉蒂：《芬兰刑事司法制度》，王大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8]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同前注[1]，第152页；黎宏：“刑事和解：一种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同前注[2]，第365页。
[9] 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第113页。
[10] 刘方权、陈晓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同上注，第45页。
[11] 马静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极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4期，第81页。
[12] 刘方权、陈晓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同前注[10]，第45页；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同前注[9]，第114页。
[13]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同前注[1]，第153页；樊崇义、陈惊天：“和合思想与刑事和解”，同前注[1]，第82页。
[14] [美]丹尼尔•W•凡奈思：“全球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王莉译，载狄小华、李志刚主编：《刑事司法前沿问题——恢复性司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67－70页；汪蕾：“罪犯矫正的新思路——恢复性司法之视角”，载王平主编：《恢复性司法论坛》2007年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216页；张庆方：“恢复性司法——一种全新的刑事法治模式”，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 唐芳：“恢复性司法的困境极其超越”，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4期。
[16] 鲁秉松、陈小利：“刑事和解的结构探究”，载龚佳禾主编：《刑事和解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5页。
[17]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18] 鲁秉松、陈小利：“刑事和解的结构探究”，同前注[16]，第103－111页。
[19] 从词义上看，community：“社区，团体，社团”；diversion：“转向，转换,”；alternative：“二中择一, 可供替代的”；justice：“司法，审判”。参见《精选英汉/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它们属于分类标准不同的词。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分析。而这样的模式划分表述，显然不利于人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20] 黄京平、张枚、莫非：“刑事和解的司法现状与制度构建”，同前注[2]，第215页。
[21]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扩大轻伤害案件不起诉范围”，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16日；黄京平、张枚、莫非：“刑事和解的司法现状与制度构建”，同上注，第215页。
[22] 王松苗：“南通：‘检调对接’有效钝化社会矛盾”，载《检察日报》2006年7月26日。
[23] 方海明、沈国勇、王宗明：“恢复性司法视野中检察工作机制探索”，载庄建南主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中国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1页。
[24] 王立：“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实务现状”，同前注[2]，第218页。
[25] 叶祖怀：“刑事和解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1－2期。
[26] 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2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意见》，2002年9月24日。
[28] 李冰：“第二届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工作报告”，载《人民调解》2008年第1期。
[29] 2006年6月，珠海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我市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对新形势下完善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决定在全市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参见杨金华：“创新人民调解，促进社会和谐”，载《珠海特区报》2007年6月18日。
(作者单位：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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