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伟 ]——(2008-10-4) / 已阅28185次
从世界各国、地区的刑事立法体例来看，包括日本、韩国、奥地利、西班牙、德国、瑞士、意大利、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以及我国澳门、台湾地区的刑事立法中，均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要求”、“期约”、“收受”贿赂的其中一个行为，就构成受贿罪，且均成立犯罪既遂。显然，这种立法例将贿赂犯罪的构成及其形态予以前置，提高了惩治贿赂犯罪的力度，值得我们在完善贿赂犯罪的立法时予以参考。
(三)改变谋取利益要件设置，实现贿赂犯罪处罚平衡
一是取消行贿罪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中“不正当”的限制。从目前的司法状况来看，该要件的设置限制了行贿罪的成立范围，虽能体恤为了自己合法权益而不得不行贿的行为人，坚持了刑法的人道性、谦抑性品质。但是，该要件同时放弃了对并非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危害较大的行贿行为的惩处，成为当前行贿现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进一步强化了所谓“目的正当，不择手段”的错误社会观念。从《公约》对行贿罪的规定看，并不需要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系“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我们需要适时取消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中“不正当”的限制，可以考虑将不正当利益改为个人利益，以实现对行贿、受贿行为处理时的相对平衡。
二是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设置�！豆肌饭娑�，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利益，以作为其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这显然强调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与不正当好处的对价性，公职人员是否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同时，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如日本、韩国、德国、泰国、奥地利、丹麦、美国(《模范刑法典》)及我国港、台地区都没有将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成立的构成要件。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参照《公约》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立法例，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设置为加重法定刑的情节，这样也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的对于国家公职人员收受“红包”、超前“感情投资”的犯罪化认定问题。
（四）改变“过�！�、“不足”的刑罚配置，建立科学合理的刑�；�
我国目前立法对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呈现出“过�！庇搿安蛔恪钡谋锥耍�
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贿赂犯罪中设置有死刑刑种的国家，整个贿赂犯罪刑罚体系表现出重刑主义的倾向，与非暴力犯罪不适用死刑的国际立法趋势及各国通行做法不相一致。各国成功的反腐败经验告诉我们，对腐败现象的遏制，关键不在于案件发生以后的惩处有多么严厉，而在于腐败行为发生后被惩处的风险有多高及其之前的制度性控制。同时，由于不少贿赂犯罪分子逃往国外，而我国刑法中规定贿赂犯罪的最高刑为死刑，从而也给对这类罪犯的引渡带来了障碍。当然，在目前的国内政治环境与社会条件下，我们还不可能立即取消贿赂案件中的死刑设置，否则容易使公众产生放纵贪污贿赂官员的误解。因此，当前我们可以考虑严格限制贿赂犯罪的死刑适用条件，在将来条件成熟时，全面取消贿赂犯罪中的死刑设置。
另一方面，我国贿赂犯罪中其他附加刑的措施非常单一，力度缺乏�；呗阜缸锸翘袄头缸�，对贿赂犯罪实施者必须处以适当有效的财产刑。然而，我国刑法只对单位贿赂犯罪规定了罚金刑，而对自然人犯罪没有罚金刑设置，仅规定了没收财产刑，并且只有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可予以适用，这显然与 “刑罚应当尽量与犯罪的性质相似”的原则相悖。因此，我们需要加大贿赂犯罪中财产刑的适用力度，增设个人贿赂犯罪的罚金刑，规定所有贿赂犯罪均应适用财产刑。同时，还可以考虑在贿赂犯罪中设置剥夺从业资格等资格刑，加大对贿赂犯罪行为人的从业限制力度。
(五)改善刑事立法技术, 引入二元定罪量刑标准
一是改变贿赂犯罪罪状的概括性立法方法，引入罪状系列立法方法。所谓罪状系列立法方法，是指相关犯罪的犯罪构成考虑打击犯罪的需要而灵活设计成为一个存在主辅关系的系列。 在日本、法国、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刑事立法中，对多发性犯罪设计这样的系列犯罪构成或罪名体系，已经成为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技术。 从外国立法经验来看，罪状系列立法方法包括三种模式：列举式、对称式、主从式。如日本刑法典中规定了七种具有主从关系的受贿罪：单纯受贿罪、受托受贿罪（普通受贿罪）、事前受贿罪、向第三者提供贿赂罪、加重受贿罪、事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显然，罪状系列立法方法的合理使用，利于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刑事犯罪群。就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而言，尽管1997年刑法典已经有所完善，但目前的受贿罪罪名体系仍过于粗略，尚无法涵盖当前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受贿行为，给犯罪人留下了规避法律的制度空间。因此，在时机成熟时,可以考虑借鉴日本等国的立法方法，对贿赂犯罪进行小类的体系化构建，严密刑事法网。
二是改变定罪量刑单纯参照贪污罪犯罪数额标准的做法，确立数额与情节分列的二元标准。一方面，与贪污罪相比，受贿罪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其危害不仅表现为受贿数额，还包括权钱交易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的侵害；并且受贿罪的侦查难度比贪污罪要高得多，导致受贿罪的犯罪黑数要高，刑罚的确定性更低，而从刑罚理论来看，刑罚的确定性越低，刑罚的严厉性就应当越强，因此，受贿罪的起刑点应比贪污罪低。另一方面，过于明确的数额标准产生了刑�？占涔诮┯驳奈侍�。而且，在今后贿赂内容扩展到难以以金钱计量的非物质性利益时，立法更需要确立数额与其他情节分列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如此，司法者可以通过考察除数额外的其他情节，结合贿赂对象以及行为人所追求的不正当利益，综合平衡确定是否构成犯罪，进而选择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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