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飞 ]——(2010-8-20) / 已阅56701次
接着，我们结合张骐的观点，对法律解释的方法作如下五种划分：
1．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实际上是一种最古老的法律解释方法。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盖尤斯著，黄风译）第290页就曾写道：古罗马人在法定诉讼时期所采取的极端咬文嚼字的文义解释，即《十二铜表法》第8表第11条规定“不法砍伐他人树木的，每棵处25阿司的罚金”，如有人的葡萄蔓被人砍了，告到法官那里，他一定要说树木被砍；如果说葡萄蔓被砍，那它就肯定要败诉。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ㄖ泄蟀倏迫槌霭嫔�1993年版，贝卡利亚著，黄风译）第12页写道：“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钡�13页又写道：“严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烦，不能与解释法律所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这种暂时的麻烦促使立法者对引起疑惑的词句作必要的修改，力求准确，并且阻止人们进行致命的自由解释，而这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源泉�！�
学者葛洪义认为，文义解释是指根据语法规则对法律条文的含义进行分析，以说明其内容的解释方法。法律解释通常都是从文义解释开始的。法律是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要理解法律的含义，首先就要从法律规范的文字含义入手。不过，也要注意，法律语言有时不同于日常语言。法律中难免会有许多专业术语，因此，解释时要避免将专业术语当日常语言来解释。
胡土贵将文义解释分为语法解释和字义解释两种。
他认为，语法解释是指依据语言规范对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它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语言结构、文字排列、上下文关系和标点符号等的分析，来阐明法律规范的内容和含义；
字义解释是指对法律规范所使用的文字的含义所作出的解释。字义解释按照解释的尺度不同又可分为字面解释、限制解释和扩充解释。这一细化分类，被张骐归为“法律解释的种类”， 沈宗灵和葛洪义则将其归为特殊的法律解释方法。
字面解释又称严格解释。胡土贵认为字面解释是指严格按照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所作出的解释。对字面的含义既不扩大，也不缩小。葛洪义也认为字面解释是对法律所做的忠于法律文字含义的解释，这种解释不扩大，也不缩小法律的字面含义。笔者引用学者王三秀的举例：刑法规定又聋又哑的人犯罪应从轻处罚，这里对“又聋又哑”和“从轻处�！倍疾扇〖炔焕┏湟膊幌拗频淖置娼馐�。学者苏惠渔则认为，《刑法》第94条“司法工作人员”应解释为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
限制解释又称狭定解释、缩小解释。胡土贵认为限制解释是指对法律条文所作的窄于其文字含义的解释。沈宗灵则认为限制解释是指在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显然比立法原意为广时作出比字面含义为窄的解释。葛洪义也认为限制解释是指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较之立法意图明显失之过宽时，对法律条文所做的窄于其文字含义的解释。它也是在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与立法意图、社会发展需要明显不符时，为贯彻立法意图，反映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设定的解释方法。这种解释的含义小于法律内容条文字面的含义。如1980年《婚姻法》第15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闭饫锏摹案改浮庇搿白优倍加ψ飨拗菩越馐�。前者所说的“子女”应限制在未成年且不能独立生活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子女，后者所说的“子女”应限制在已成年和具有劳动能力的子女。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中的“情报”解释为“关于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也是一种限制解释。再如笔者引用的王三秀的举例：公民有依法服兵役的义务，这里的“公民”也应作限制解释。
扩充解释又称扩大解释、扩张解释。胡土贵认为扩充解释是指对法律条文所作的广于其文字含义的解释。沈宗灵认为扩充解释是指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显然比立法原意为窄时所作出的比字面含义为广的解释。葛洪义认为扩充解释是指当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过于狭窄，不足以表现立法意图、体现社会需要时，对法律条文所做的宽于其文字含义的解释。在我国，扩充解释不是也不能任意扩大法律的内容，它是为更好地实现法律条文文字未能包含的立法意图而设定的解释方法。因此，它始终必须以立法意图、目的和法律原则为基础。这种解释的含义比字面上要宽。如法律上使用的“领土”一词包括领陆、领水、领空，就是扩充解释。又如《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里的“法律”一词应作广义解释，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等都包括在内�！∮秩纾骸胺擅媲叭巳似降取�，此处的“法律”解释为“一切法律渊源”。再如《刑法》第341条（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中“出售”，解释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也属于扩充解释�；褂幸桓隼樱骸痘橐龇ā返谌盘醯谝豢罟娑ǎ骸袄牖槭�，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薄蹲罡呷嗣穹ㄔ汗赜谌嗣穹ㄔ荷罄砝牖榘讣聿撇指钗侍獾娜舾删咛逡饧返诎颂豕娑ǎ骸胺蚱薰餐撇�，原则上均等分割。根据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和财产的来源等情况，具体处理时也可以有所差别�！敝怨娑苏展伺饺ㄒ娴脑�，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女方一般在家庭中承担了较多的家务劳动，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九条包含了家务劳动价值应当认可的立法精神。从前引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来看，均等分割是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基本原则，但也可以根据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和财产的来源等情况有所差别。我们注意到，该司法解释并未穷尽可以有所差别的情况，而是使用了一个“等”字，这就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解释，判断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纳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郎贵梅认为：承担家务劳动较多显然可以作为多分割共同财产的一种情况，这也是符合《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公平原则。综上，她对《婚姻法》第三十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八条来了一个扩张解释：在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考虑双方对家务劳动的承担。笔者引用王三秀的一个举例，2006年全国司法考试卷一也曾考及：父母子女有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根据对“子女”的扩大解释，被收养的子女也有权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将“抢劫金融机构”解释为“抢劫正在使用中的运钞车”，视为抢劫金融机构，这也是一种扩充解释。
张骐认为文义解释，又称语法解释、文法解释、文理解释（也有的称为语义学解释），是指从法律条文的文字、语法来理解其含义�？梢杂幸韵挛逯志咛宸椒ɡ慈范ǚ商跷牡淖置婧澹�
�。�1）根据日常语言文字的含义来确定法律的含义。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日常语言是大众进行思想交流的基本工具。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一般要考虑本民族的语言习惯，根据语言规则表述法律要求，尽可能使法律规定得清楚、明确。因此，在解释法律文本的时候，应当根据语法规则，从法律条文的最常用、最自然、最明显的含义来解释法律。如什么叫“占有”？学者徐国栋解释为“能够保持”；又如王三秀曾举的例子：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挪用公款罪的“挪用”，顾名思义，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2）掌握法律专业术语的特定含义。法律专业术语是法律工作者之间进行交流或在法律文件中表达特定事物、概念的语言，其含义不同于日常语言的字面含义或者不属于日常语言，俗称“法言法语”，如：法人、动产、不动产等。对于这类法律专业术语的解释通常属于正式解释。一般应先由立法者进行定义。如2009年司考试题第51题：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规定：“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该解释只是用法律语言对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进行了明确清晰地下定义式界定，故属于文义解释。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对有关的法律专业术语进行解释的时候，应当遵循立法者的界定。有时会出现一些应当界定的法律专业术语而没有界定的情况，司法者就需要对此作出界定。如2009年司考试题第11题：《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痹谡饫�，对“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重要法律概念含义的解释，根据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顺序（后文将叙述到），首先应该首先采用文义解释的方法。
�。�3）根据语境确定字面含义。几乎所有民族的语言中都存在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的现象。有时为了确定一个字或词的含义，需要结合它的语境或上下文甚至整部法律来解释。
�。�4）根据个别事物与一般性用语的连用，确定包括同一种类的所有项目。比如，如果法条写作：“猫、狗和其他动物”，这里的“其他动物”应当解释为包括其他所有宠物。
�。�5）以类别中明文提及者为限。如果法律中明文提及某类东西中的一些具体项目，但没有以一个一般性的类概念结尾，可以解释为它无意包括同一类别中并未被提及者。例如：“周末与节日”，其中没有提及工作日，因此应当解释为不包括工作日。
文义解释的特点是将解释的焦点集中在语言上，而不顾根据语言解释出的结果是否公正、合理。文义解释在普通法系的国家曾经作为法律解释的主要方法，也就是前面所讲的侠义解释的态度。其理论依据是三权分立的理论，即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司法机关的职责是忠实地执行法律，实现立法机关的意愿，而对法律文本进行文义解释是了解这种意愿的唯一途径（见陈弘毅《当代西方法律解释学初探》，《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结合沈宗灵的分析：笔者认为这里应注意，法律条文中经常使用专门的法律术语，不同于人们通常的用语。例如“罚金”与“�？睢痹诘贝泄姆芍惺怯醒细袂值模ǚ＝鹗且恢中谭�，而�？钤蚴且恢中姓Ψ＃�，但在日常语言中有时却是通用的。当然法律是在社会中适用的。因此，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应考虑到用语的社会通用性。例如法律中经常使用“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不得扰乱社会秩序”等语句，社会公德、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故在适用时必须考虑到一般社会成员的理解。再如“善意”在法律上不是指慈善心肠，而解释为“不知情”;“不动产”， 在法律上不仅指土地，还包括土地上的定着物，而所谓定着物，也有其功能性及经济上的意义；“危险负�！辈皇侵缸匀灰庖迳系奈Ｏ�，而解释为“价金损失”。再有，法律条文中的语言可能是有变化的。例如“投机倒把”这个词的含义在当代中国已几经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一个贬义词，泛指带有盈利性的经商活动，近年来已发展到仅指现行法律规定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参见刘敏学：《依法衡量经商活动》，载1993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当然，语法解释也应注意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如解释时不可轻易改变或相互矛盾。最后，语法解释通常称为“法律本身如何说”，而不考虑立法意图，但有时需要与以下讲的逻辑解释、历史解释与目的解释结合起来，否则就可能会断章取义。
2．黄金规则的方法
“黄金规则” 可理解为对文理解释原则的修正。根据黄金规则，一般来说，法律条例应按其字面的、文字的最惯用的意义来解释；但这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有一种例外情况，就是如果按字面意义的应用会在某宗案件中产生极为不合理的、令人难以接受和信服的结果，而且我们不能想像这个结果的出现会是立法机关订立这法律条文时的初衷时，法院应采用变通的解释，毋须死板地依从字面上的意义，借以避免这种与公义不符的结果�；平鸸嬖蛳拗屏宋睦斫馐驮虻氖视梅段�，可算是一种中庸之道。但是黄金规则也有其本身的缺点。例如，对于案件中结果达致何种不合理或不公正性程度才足以排除文理解释的适用，便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找到客观标准。此外，在排除了文理解释后，究竟应采用什么准则对有关法律条文进行非文理解释，黄金规则并没有提供指引（引自：陈弘毅《当代西方法律解释学初探》，《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以后）。
这一类型的解释方法又可细分为反对解释（又称反面解释）、补正解释（又称补充解释）、类推解释、合宪性解释和社会学解释。这里我简单对前三种解释方法作一简单介绍。
反对解释（又称反面解释），就是根据法律条文的正面表述，推导其反面含义的解释。如《刑法》第50条前段规定，判处死缓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据此，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满2年的不得减为无期徒刑，此即反对解释。又如《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蓖�，我们可以理解为：“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如果不知道该约定的，那么就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这也是一个反对解释。张明楷认为：反对解释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采用：一是法条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全部条件；二是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
补正解释（又称补充解释），就是在法律条文发生错误时，统观法律全文加以补正，以阐明法律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如认为《刑法》第63条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数，则是补正解释。张明楷认为：补正解释必须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体规定。在刑法解释中，补正解释不意味着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解释为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的。
类推解释又称为类推适用和比照适用，有的学者又称其为“类比推理”。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内，一般是不适用类推的。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的类推适用，存在多年后被1997年刑法所取消，原因就在于在刑事领域如果适用类推解释，以一定的政策、公理和衡平的需要为基础对一个规则进行类推，而不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而在民事领域，为保证法律适用的公正，维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法律公正，一般允许类推。如《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钡幼艿睦纯�，这种解释方法在许多国家都是不受鼓励的。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法律推定和法律拟制。相比之下，法律拟制的概念更为重要，法律拟制在民事和行政法律领域是指是指基于公益的需要，对某件事实存在与否，依据政策、公理加以拟定。如向政府某部门提出某一申请，在规定时间内未得到答复，有时法律规定“视为”同意。相类似的问题还见于合同和继承、公司和合伙企业转让股份等民商事法律领域（需要区分的是，前述的法学基本理论上的“法律拟制”的概念，与民事亲属法上的“拟制血亲”以及民事主体法上的“拟制法人”，完全是两码事）。相应的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学则将其称为“答辩失权”理论，这一理论在现行的行政复议法中也有体现。在刑事法律领域，法律拟制的情形：如2007年司考试题：丁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属于《刑法》第196条第三款的规定，按照盗窃罪处理。这是将本来的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情形按照盗窃罪来处理，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法律拟制，不符合吸收犯的要求。如何理解上述说法？我国刑法学家张明楷在《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中写道：“如果行为人盗窃信用卡但不使用，那么，被害人就不会遭受财产损失，故不能认定行为人盗窃了信用卡所记载的财产；信用卡本身作为有体物，其价值也不可能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故不能认定盗窃信用卡本身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既然盗窃信用卡本身并不构成盗窃罪，也不触犯其他罪名”，也就无法认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属于盗窃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吸收犯或者牵连犯，因为吸收犯或者牵连犯的成立首先必须要有数个独立的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
3．历史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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