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登伟 王娅敏 ]——(2008-5-7) / 已阅11313次
已被采取行政处罚的数额是否计入刑事犯罪数额及非法所得的计算
涪陵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吴登伟 王娅敏
基本案情：
被告人向清松，男。1964年3月20日出生，重庆市武隆县人，汉族，高中文化，家住重庆市武隆县仙女山镇石梁子村5组。
2004年12月的一天，被告人向清松打电话与涪陵区百胜镇的况守伦联系购买非碘盐（榨菜用盐），并约定1000元∕吨的价格。之后被告人向清松在涪陵盐业公司仓库拉非碘盐20吨，向清松将非碘盐拉回重庆市武隆县之后，以1250元∕吨卖给古正鸿9吨、以1400元∕吨卖给王荣华6吨、以1700元∕吨卖给当地的一些零散农户5吨，用于腌制腊肉和食用。被告人向清松从中非法获利5950元。
2004年12月的一天，被告人向清松又与涪陵区百胜镇况守伦联系购买非碘盐（榨菜用盐），之后的一天，被告人向清松到涪陵区百胜镇，以1100元∕吨向况守伦购买了13吨非碘盐，被告人向清松将非碘盐拉回重庆市武隆县后，以每吨1250元∕吨卖给其弟向永房9吨，又以1800元∕吨卖给冉茂仁1吨抵欠账，以1400元∕吨出售给当地的一些零散农户3吨。被告人向清松非法获利1520元。
2005年10月，被告人向清松打电话与涪陵区百胜镇的张帝文联系购买非碘盐（榨菜用盐），之后的一天，被告人向清松租车到涪陵区百胜镇，以1100元∕吨向张帝文购买非碘盐10吨，被告人向清松江10吨非碘盐运至武隆后，以1500元∕吨卖给王荣华，非法获利2900元。
2005年11月5日，被告人向清松再次租车到涪陵区百胜镇以1100元∕吨向况守伦购得非碘盐11吨，11月6日凌晨3时许，被告人向清松欲将购买的11吨非碘盐拉回准备再次贩卖，当车途经涪陵区长江大桥时，被武装检查站工作人员现场查获。随后，重庆市盐务管理局涪陵分局对被告人向清松所购非碘盐11吨予以没收，并处�？�7000元。
涪陵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向清松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000元。
评析意见：
本案对被告人向清松的行为的定性不存在争议，但本案被告人的辩护人称：被告人被查获的11吨非典盐已受行政处罚，不能计算入犯罪数额中，所获非法所得应当是扣除110元/吨运输费后的实际获利。
被告人向清松的辩护人辩解称被查获的11吨非典盐已受行政处罚，不能计算入犯罪数额。对已被采取行政处罚的数额是否该计入犯罪数额中，司法实践中存在应当与不应当计入这样两种观点。认为不应当计入的理论依据是，如果计入，首先违背了《行政处罚法》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其次， 2002年7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三条规定非法经营食盐行为未经处理的，其非法经营的数量累计计算。根据这条规定，之前受过行政处罚数额的就不应当计入犯罪数额中。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向清松被查获的受过行政处罚11吨非碘盐，应当计算入犯罪数额。首先，根据我国刑法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被告人向清松违法运输11吨非碘盐，并未达到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的标准，行政机关对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并未违反国务院2001年7月9日公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对行政机关发现犯罪应移交公安机关的具体规定，没有超越职权范围对被告人进行“以罚代刑”的处置，乃属合法行政行为。其次，经查，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法律并未禁止对已经行政处罚过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所以对已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再予刑事处罚，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再则，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多次实施非法经营行为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其数量，其本意是为了从严打击。同时，从逻辑上看，从“非法经营食盐行为未经处理的，其非法经营的数量累计计算”这条规定，并不能得出“对之前受过的行政处罚的数额，不能再计入其犯罪数额”的结论。故对被告人向清松非法营运的，经过行政处罚的11吨非碘盐，公诉机关仍然累计计入其非法经营的数额的诉讼主张并无不当。
被告人向清松的辩护人又辩称，被告人因非法经营所获非法所得应当是扣除110元/吨运输费后的实际获利。对于非法经营过程中非法所得的计算，笔者认为，应当参照1994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查处无照经营违法违章案件非法所得计算问题的答复》中关于无照经营所涉及的非法所得的规定。无照经营行为当事人违反了国家关于须经许可登记程序方可取得经营资格的规定，在未取得经营资格的情况下，擅自从事经营行为，由其经营带来的全部收入即为其非法所得。根据该答复，本案中被告人向清松非法经营非碘盐的非法所得不应系扣除运输费后其实际所获利润，故对被告人向清松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司法人员在办理非法经营案件的司法实践中，除了注意非法经营数额与非法所得的正确计算，还应当注意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的合法而有效的操作，因为这不仅是执法规范化的要求，更是打击犯罪的有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