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祖怀 ]——(2007-9-8) / 已阅30146次
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的某种模式，而必须根据国情并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价值目标进行考察设计。从文化传统角度考察，中国的和合文化与西方宗教中的宽恕、博爱理念，都十分推崇和缓、宽容的纠纷解决方式，倡导人们化解冲突、和睦友爱相处。刑事和解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有着丰富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并不存在引入刑事和解的臆想中的文化障碍。部分地方司法机关的成功实践，也从实证角度给予了有力佐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部分地区进行的刑事和解实践[24]，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刑事和解模式，而是体现出浓郁的本土特征和中国特色，但毫无例外的，都充分表现出了对刑事和解基本价值的虔诚尊重与执着追求。事实上，无论是在传统模式下还是刑事和解模式下，认罪服法而不是经济赔偿，才是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从轻处�；蛎庥谛淌伦肪康闹饕剂恳蛩�。同时，赔偿经济损失也并没有成为被害人的唯一追求。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被害人往往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更多的情况是，接受加害人的悔过及道歉，已成为被害人接受经济赔偿的重要前提，因加害人“态度不好”而拒绝接受赔偿的情况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刑事和解的道德情感内核并没有在制度移植的过程中丧失。依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司法现状，如果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未成年人犯罪和轻微刑事犯罪，再辅以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经济补偿机制，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则刑事和解是为“有钱人”准备的担忧基本上可以排除。
结语
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或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有理由相信，积极引入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刑事和解理念，并构建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模式，必将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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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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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1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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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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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92－193页。
[19] 参见前引[6]
[20] 陈兴良：《刑事程序的宪政基础》，载《刑事法评论》第9卷，第11页。
[21] 刘磊：《慎行缓起诉制度》，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83页。
[22] 参见前引[1]。
[23] 参见前引[6]。
[24] 黄京平：《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刑事和解探讨--“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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