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宇先 ]——(2007-1-1) / 已阅8894次
略论我国刑法“战时”要素的修正
李宇先
“战时”要素是我国刑法中重要的时间要素。修订后的刑法注重平战结合，进一步完善了“战时”刑事法律规范，其目的在于打击和遏制“战时”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国防、军事利益的犯罪。但是，我国刑法关于“战时”要素无论是在刑法体例的结构上还是内容上都存在着修正的必要性。
在刑事法律中最早提出“战时”这一概念的是在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中，该条例当时仅提出了“战时”这一概念，而没有对“战时”概念的内涵进行解释。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军人违反职责罪作为第10章，列入刑法典，并对“战时”概念进行了解释。所谓“战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51条规定：“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以战时论�！闭庖弧罢绞薄备拍罴炔髁恕罢绞薄备拍畹哪诤纸缍恕罢绞薄备拍畹耐庋�，也就是说只有在上述情况下的时间概念才能被称为“战时”。但是，这一解释和界定还是存在着问题的，即刑法第451条规定的是“本章所称战时”，这里的本章是指刑法第10章“军人违反职责罪”，而我国刑法条文，涉及“战时”要素的罪名达20余个，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三大类罪。这样，在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这两大类罪的“战时”概念时，是否能适用刑法第451条的解释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三大类罪是并列关系，三者之间不存在包含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刑法第451条规定的是“本章所称战时”就不能适用于刑法第1章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和第7章的“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战时”范围。因此，“战时”的要素就不能仅仅限制在“军人违反职责罪”一章中，而应当贯穿于整个刑法体系之中，否则就违反了刑法体例的内在逻辑。这样，对于“战时”概念应当放在总则部分加以定义，即应当是“本法所称战时”。
“战时”要素在我国刑法中除是犯罪构成要素和量刑要素以外，还是特殊的缓刑制度构成要素。我国的缓刑制度是指对于判处较轻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其具备法定条件时为之设立一定考验期限而暂缓执行原判刑罚，将其放在社会上进行监督考察的一种刑罚制度。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如果没有出现法定事由，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了。只免其刑，不免其罪。而我国刑法第449条还规定了一种特殊的缓刑制度，即“战时缓刑制度”。刑法第449条规定：“在战时，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闭庵痔厥獾幕盒讨贫扔胍话慊盒讨贫扔泻艽蟮牟畋穑阂皇瞧涫视玫亩韵笫恰氨慌写θ暌韵掠衅谕叫痰木恕�；二是“没有现实危险”，除了依法满足适用缓刑的条件而被宣告缓刑外，还应当具备“没有现实危险”的条件；三是必须是在“战时”，这是“战时缓刑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是在非“战时”，虽然符合缓刑条件也只能适用一般缓刑制度，而不能适用“战时缓刑制度”；四是如果具有法定事由，也就是“确有立功表现的”，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既免其刑，又免其罪，行为人不再有犯罪前科。如果不具备“确有立功表现的”，则适用一般缓刑制度，缓刑考验期满，则刑罚不再执行，只免其刑，不免其罪，行为人仍有犯罪前科，这一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立法者将这一制度放在第10章来表述，却与刑法体例不符�；盒讨贫仁切谭５木咛逶擞�，是一般量刑原则，不宜放在分则中单独进行规定，而应当放在总则第4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第5节“缓刑”这一章节中，在表述完一般缓刑制度后再对特殊的缓刑制度加以表述，这样在体例结构上就比较完美。
由于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已将“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修改为“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也就是将“戒严”概念修改为“紧急状态”概念，显然“紧急状态”的事因范围比“戒严”的事因范围要大。这样，由于宪法是刑法的宪政基础，宪法中重要概念的修正，必然要引起刑法的修正。因此，刑法中的“战时”概念也应当根据宪法修正案进行相应的修正，将刑法第451条中“战时”要素中的“戒严”概念修正为“紧急状态”概念。
综上所述，笔者主张将我国刑法“战时”概念进行以下修正，一是将“战时”概念的定义放在刑法第5章“其他规定”这一章中，将“本章所称战时”修正为“本法所称战时”；二是将“战时缓刑制度”作为特殊的缓刑制度放在刑法第4章第5节“缓刑”这一章节中；三是将“战时”要素中关于“戒严”的概念修正为“紧急状态”的概念。使得我国刑法“战时”概念从体例结构上、内容上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