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轶民 ]——(2006-10-7) / 已阅21650次
（二）在宪政制度下加强对检察官的统一管理
从我国的宪政制度考察，检察权毫无疑问源自于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授予。我国宪法第129条和第131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权和行政权、司法权都是平行的权力。权利一切属于人民，这不是一句口号或单纯的理念，要通过对立法、行政、司法、检察这四种权力的制度安排来实现。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很明显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在我国可以这样认为，立法权是人民的最高权力，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通过立法权的行使将重要的社会规范纳入到法律、法规的层面进行控制、监督，而行政、司法和检察三种权力都应当低于立法权[13]。西方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之所以三权分立在于行政、司法机关不是由立法机关产生，我国行政、司法和检察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所以立法权应当高于这三种权利，是人民管理国家与社会的重要体现。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检察官代表国家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而从事法律监督工作。在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下的检察官首先应当是数量非常少的，其次是代表国家在人民检察院独立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这一制度下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构。因此，国家应当加强对检察官的统一管理，将检察官的任免权收回到至少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对检察官当中级别较高的、担负职责较重的一类检察官（不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比如还有各地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则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要打破现有按行政辖区设置人民检察院的模式，在全国按照诉讼规律划分为若干个横纵有序的检察辖区，在必要的地区可以设置检察官办事处履行职责。只有这样，检察官才能真正符合检察规律履行法律赋予的检察职能，才能建设出一支科学合理的检察官队伍，才能科学配置好检察官这个机构的规模与数量。除检察官以外的其他人员，包括检察事务官和检察行政人员，则分别对应各自的检察辖区按照国家公务员的条件进行公开选拔任用或聘用，归地方政府管理使用。
另外，我们要在对立法、行政、司法和检察这四种权力进行宪政分析的基础上，用法律的形式确认检察官的独立人格，在国家层面真正落实检察官非经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降级、免职、开除的制度。明确规定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行人民检察院的具体职能，形成检察官专门的纵向职务层级序列，而不能套用行政级别去实施管理。检察官的考核应当纳入到省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能当中去，在相应的检察官任免机构内部设立独立的检察官考核委员会，这样才能实现检察官考核与任免的相互统一，不至于出现考核与任免的人为机械隔离，才能更为符合检察官机构属性的设置原则。
结 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毫无疑问，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当下检察工作的当务之急，也是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应当始终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检察工作才能获得科学发展的核心动力，检察官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检察官。总而言之，当前我们急需树立和巩固人民检察院是由若干名检察官组成的思想，认识和确立检察官是人民检察院具体职能的承担者，而非人民检察院的内设机构。人民检察院的内设机构仅仅是从事同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的集合性组织，这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区别于行政机关内设机构局、处、科的最大特点，后者则是行政机关具体职能的承担者。
*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研究生，邮编100026；联系电话010—65843176；E-mail地址：heyiminvip@yahoo.com.cn
[1] 这并非简单的表述习惯上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对检察官机构属性的确认与否，也是检察官区别于其它一般行政官员的重要工作属性，否则检察机关将会成为一个普通的行政机关，这是不言而喻的。
[2] 参见裘索著《日本检察制度》，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年12月第1版第25页。
[3] 韩国《检察厅法》第8条和第11条规定：“法务部长作为检察事务的最高监督者，从全局上指挥、监督检察···”“与检察厅事务有关的必要事项由法务部命令决定�！�
[4]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编《检察队伍建设》2004年第2期（总第49期）：“韩国检察人员管理制度”一文，张建军、郑建秋、张步洪著。
[5] 我国的检察权还未必就是一种行政权，但检察机关的内部设置却与行政机关无异，检察官的工资待遇首先要套上行政级别才行，检察官的机构属性荡然无存。
[6] 参见《中美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何家弘著，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英文版，第37页。
[7] 参见《当代司法体制研究》，宋英辉、郭成伟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82-185页。
[8] 参见《当代司法体制研究》，宋英辉、郭成伟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212页。
[9] 参见何勤华主编《检察制度》—中国近代法学译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34页。
[10] 此组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检察官管理处的统计资料。
[11] 此组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统计资料。
[12] 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检察官管理处的统计资料。
[13 ] 因此，应当重新审视“两高”的司法解释效力问题，由全国人大统一进行立法解释为宜。
参考书目：
1、《日本国检察制度》，裘索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1版；
2、《各国司法体制简介》，张福森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3、《当代司法体制研究》，宋英辉、郭成伟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4、《检察制度》，何勤华主编（中国近代法学译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5、《中美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何家弘著，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英文版；
6、《检察队伍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编，2004年第2期（总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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