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丹 ]——(2001-9-21) / 已阅54621次
（2）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适当原则。
鉴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赔偿数额上绝对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盲目攀比，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当前在我国动辙数十万元甚至更高的诉讼请求应被视为过高。同时，我国幅员广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在采用精神损害赔偿金时，应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由于对精神损害予以救济以非财产救济措施为主，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金并非宣示争议双方胜败的必要或者唯一的手段，（12）故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也不宜采用象征性的过低赔偿金额，如赔偿一元。尽管有些国家有此类案例，如法国行政法院对一些损害程度不大的案件，判处精神损害赔偿费为一法郎或几法郎，但笔者认为，此类赔偿，则表示其损害程度可以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大可采用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予以救济，而不宜判处精神损害赔偿金，否则，客观上存在无必要地削弱行政机关权威的可能性，也表现出司法过程中的不严肃性，不宜提倡。关于对赔偿数额是否进行限制，世界各国的规定不同，如瑞典采用限制数额的做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额为19000美元；但大部分国家对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作统一的标准化规定，而采用无限制数额的做法，由法官根据精神损害程度等具体情况确定赔偿数额。笔者认为，由于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规定上限的做法虽有利于避免过高的赔偿，但却不能适用社会的发展，而法律经常变动则不利于法律的稳定。故在一定的原则之下由法官自由裁量较为恰当。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精神损害必须客观存在，才能提出赔偿，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损害赔偿是客观的。但由于精神损害与物质赔偿没有准确的内在比例关系，受害人的精神损失难于用金钱作出准确的交换计算，同时，精神赔偿必须以受害人主观痛苦等各种具体情况为依据，故精神损害的认定存在主观性。如夫妻一方因侵权行为而死亡，对于夫妻关系较好的当事人一方，必有精神痛苦，假如夫妻关系已无法维持而在闹离婚，或曾谋害对方未果，就很可能不会因对方死亡而感到痛苦。对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曾世雄也指出：“精神损害之赔偿在计算上具有浓厚的主观性，难以确定且无客观标准�！保�13）为更准确地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法律应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结合法官的实践经验，确定是否赔偿或者赔偿适当的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领域也对这一原则作过相关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0条规定：确定赔偿金的数额，“人民法院可以依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后果和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0条规定：“公民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鄙鲜隽礁龉娑ǖ暮迨侨嗣穹ㄔ河腥ㄒ谰莅讣咛迩榭鲎枚ň袼鸷ε獬ソ�，并指出适用自由裁量权应遵循一定规则，受到一定限制。（14）当然，法院是组织体，其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通过具体法官才能得以实现。
3、确定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依据
精神损害数额的确定，虽然离不开法官的自由裁量，但如前所述，其裁量应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受到一定限制。笔者认为确定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和后果。这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重要依据。由于精神损害是内在的，在审判实践中只能通过外部的情况，依据一定的原则进行认定。如侵犯生命健康权的，可以依据受害人的生理上受损害的程度来进行判断；侵犯名誉权的，可从社会的反响、受害人受损害后的精神状态等各方面来进行判断。
（2）侵权人的认错态度和受害人的谅解程度。精神损害赔偿体现了对受害人精神痛苦的抚慰和对侵权人侵权行为的惩戒。受害人的谅解，表示受害人精神痛苦的减少，而侵权人的悔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受害人的痛苦，能起到与精神损害赔偿相同的作用。
（3）进行诉讼当时和受害人住所地的经济状况。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生活水准较高的地方，判决较低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不能起到抚慰受害人的作用，在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判决较高的赔偿金，可能超出抚慰受害人的需要。故应依据进行诉讼当时和受害人所在地的经济状况来酌定精神损害赔偿金。在时间上，应以“最后事实审言词辩论之时”（15）为准；在空间上，应以受害人住所地为准。
（4）受害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特点等情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律基本原则。但对于同一侵权行为，因受害人的身份、职业、社会地位不同，社会上对其评价的变化及受害人自身的感受是不同的，侵权的结果也就不同。故在处理行政侵权赔偿时，应结合受害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特点进行认定。但应注意这并非人格不平等而导致的，而是因客观上存在损害后果不同所形成的。
（5）国家当前的财政状况。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还不发达，财政状况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故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客观因素，不能盲目地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与我国客观情况不相适应的判例。
（6）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以及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由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不以行为的过错为进行赔偿的前提，故在确定是否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时，不能将过错作为一个前提。但由于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如何，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如何，与行政相对人的精神损害程度存在一定的联系，故也应将其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相关因素予以考虑。
4、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法律适用问题
由于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侵权致精神损害既没有豁免也没有作出赔偿规定，致行政审判实践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但这方面我国法律仍然具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可作为依据，首先是我国《宪法》。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闭馓豕娑ㄊ俏夜姓獬サ南芊ㄒ谰�。其次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该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本窭媸且恢趾戏ㄈㄒ�，依据该条款，权利主体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
当然，行政审判实践亟需要有关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使行政审判工作便于实际操作。在目前，行政赔偿可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判处精神损害赔偿金。理由是：
（1）、虽然行政赔偿是由于国家行使公权力而引起的赔偿责任，民事赔偿是由于私人之间侵权行为而引起的赔偿责任，两者在发生原因、承担赔偿责任主体、归责原则、解决赔偿争议的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在民主法治国家里，除了法定的豁免事由之外，对于侵权行为引起的损失进行赔偿的责任却应当是一样的，两者的赔偿原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2）、虽然我国《国家赔偿法》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则，但在侵权赔偿原则方面与《民法通则》相通，在《国家赔偿法》之前，行政赔偿适用《民法通则》，也说明两者是兼容的。由于民法本身是国家赔偿法的渊源之一，而《国家赔偿法》所涉及的行政侵权行为有限，行政赔偿中相当一部分原则、概念、标准、手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依赖于相对比较完备健全的民法，故必须允许《民法通则》作为补充性、辅助性依据来解决行政侵权中剩余的侵权赔偿问题。（16）事实上，尽管世界各国行政赔偿法在本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性质不一致，但民法均为行政赔偿方式、标准的参照系。对于行政赔偿，许多国家均适用民法上的规定，或者明确行政赔偿法是民法的一个特别法。在日本、捷克等国，民法是行政赔偿法的主要法规。如日本1947年的《国家赔偿法》第4条规定：“国家或公共团体之损害赔偿责任，除前三条之外，依民法之规定�！北砻髁吮旧淼拿穹ㄊ粜�，明确该法是民法的一个特别法。而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国，其行政赔偿均是直接适用民法的规定。奥地利国家赔偿法第1条规定：联邦、邦、区、乡镇及其它公法上团体及社会保险机构（以下简称官署）于该官署之机关执行法令时，故意或过失违法侵害他人之财产或人格权者，依民法之规定，由官署负损害赔偿责任。（17）瑞士也规定其《民法典》上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同样适用于行政赔偿。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认为行政赔偿法不是民法的特别法，而是民法的一部分，行政赔偿法只是将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适用于政府侵权行为。（18）
（3）、虽然我国《国家赔偿法》施行后，由于其本身集实体法与程序法于一身，在行政赔偿审判实践中依据《国家赔偿法》而无需适用《民法通则》进行处理，（19）但《国家赔偿法》施行后，《民法通则》中相应的法律规定并没有因之施行而修改，在审判实践中参照《民法通则》并未违背法律的规定。
（4）、我国《国家赔偿法》并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作禁止性的法律规定，对于行政侵权采取精神损害赔偿，并没有违背《国家赔偿法》中的豁免条款，反而可视为对于《国家赔偿法》的一个补充。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对行政侵权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在审判实践中是可行的。
五、结束语
随着人类进入了21世纪，肯定权利主体的精神权利、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观点和理论，已越来越占据主流地位，对于行政侵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予�；�，采取包括财产赔偿在内的多种方式予以救济。对于行政侵权行为不处以必要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不能全面有效地�；す竦娜松砣ɡ腿烁褡鹧�，对于行政侵权行为，也不能更有效地防止。我国已将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基本方略，对于行政侵权而造成的精神损害，采取有效的赔偿措施，确立相应的财产救济法律制度，势在必行，精神损害赔偿金应当成为诸多行政救济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有效方式。
注释：
（1）、罗豪才、应松年主编的《国家赔偿法研究》第13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2）、曾繁正等编译的《西方主要国家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第332页，红旗出版社出版。
（3）、参见王景斌所撰写的《西方国家赔偿制度历史发展简介》，发表于《外国问题研究》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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