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国印 ]——(2001-6-12) / 已阅47167次
2 结构转变时期乡村民主政治能独立发展吗？
能否在全社会民主政治发育不足的背景下，率先发展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迄今为止，尚无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可能性。成功的政治制度变革走的是与此相反的道路，并且，选举权大体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而逐步扩大。一般而言，乡村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我们对中国乡村民主自治的意义及前景不宜过分乐观。
第一，按照本文的分析，民主政治是传统乡村社会开始解体后产生的需要，但传统乡村社会只是整个传统社会的一部分，而在整个处于转变时期的社会中，乡村社会的转变最慢，所以，乡村社会以外的市民社会或工业社会应该更早地、更强烈地产生出民主政治需求，也就是说，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应在工业社会之后发生。
第二，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必然是社会集团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即使不引起大的社会动乱，也会因利益摩擦而不断出现社会集团之间的僵持和对立。通常，借助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而获利最大的集团，也是政治对话中力量最强的集团，并且也往往是对民主政治需求最强烈的集团。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样的集团是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而不是普通农民阶层。经济力量弱小、分散的农民无论怎么看都不会成为推动民主政治的主要动力。在传统乡村社会解体不彻底的情况下，普通农民还有可能成为反对民主的力量。 1793 ～ 1796 年间，法国旺代省就发生了农民的反革命暴乱，农民在暴乱中高呼口号 " 还我国王 " 、 " 国王和上帝万岁 "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资产阶级，他们的领袖是教区牧师（摩尔， 1966 年， 75 ～ 85 页 ) 。恩格斯在评价拿破仑时也曾这样说：由于拿破仑采取了解放农民的措施，引起了农民的不满（ 1846 年，《全集》 2 卷， 636 页 ) 。中国近现代史上类似情形也不少见。
第三，按照我们的分析，乡村居民在其经济活动突破乡村社区范围以后，遇到新的 " 不确定性 " ，才需要民主政治来提供秩序和安全，以克服这种不确定性。所以，与其说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发生在乡村社区之内，不如说发生在乡村社区之外。乡村民主政治一开始就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可能独立存在于乡村社区内部。
当然，理论分析与历史经验有时未必一定能与现实相对应。乡村社会或许未必一定是民主的阳光最后抵达的地方，如果有政治家的政治艺术的高超发挥，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序（在不违背基本规律的情况下）或许会出现变通。对此，我们很难进行预测。
3 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政治规律与政治技巧之间运筹帷幄
在社会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经济利益关系会发生重大调整，并相应产生政治结构变化的要求。 " 欠发达国家的大幅度经济增长可能需要在现有的物质技术，甚至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作出较大的改变 ...... 对于今天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性斗争 " （库兹涅茨， 1973 ， 287 页）。
库兹涅茨所说的 " 有效的政治体制 " 当然是指现代政治体制。罗伯特· E ·沃德和拉斯托提出了现代政治体制的特征：高度差异和功能专门化的政府组织体制；政府结构内部高度一体化；理性的和世俗化的政治决策体制；政治决策和行政决策的数量多、范围广、效率高；人们对本国的历史、领土和民族性有广泛和有效的认同；人们有广泛的兴趣积极参与政治体制，虽然他们未必参与决策；政治角色的分配是根据个人成就，而不是依据归属关系；司法和制定条例主要是以世俗的和非特指某一个人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亨廷顿的概括是：现代政治体制的特征是： " 理性化的权威，差异性的结构，大众的参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能够实现广泛目标的能力 " （ S.P. 亨廷顿， 1996 ， 44 页）。
亨廷顿的这几项概括，每一项都很不容易实现。理性化权威的形成意味着人们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发生改变，有可能动摇人们对既定权威结构的认同，导致统一意识形态的瓦解。差异性结构的形成意味着职业化的政治家和官僚机构控制社会，而这种控制需要建立在社会的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达成这种认同将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大众参与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众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以什么样的组织形态为基础，既与社会变革的程度有关，也与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有关，其中充满着很多不确定因素。
过速调整政治结构可能会带来巨大政治风险。从社会功利主义出发，我们可以理解杰出的政治家强调社会稳定的意义。 " 一些经济群体过去存在的相对地位如果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便孕育着冲突 -- 尽管各个群体的绝对收入和绝对产量都有所上升。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冲突会导致公开的内战，美国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 "" 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的情况下解决这种冲突，现代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 " （库兹涅茨， 1973 ， 279 ～ 280 页）
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必以经济改革为先导，这几乎被证明是一种规律。萨缪尔森在对当代主要国家的社会变迁发表评论时指出： " 戈尔巴乔夫也许犯了个错误，他最先开始自由化的是公民权利，或许他应当从经济层次开始（如中国那样）， ...... 。无论如何，我觉得如果他从经济层次开始自由化改革，渐次导致文化变迁，然后进入政治层次，结局便会很不一样。智利是这样做的。 " （汪丁丁， 1998 ）
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由不适当的政治改革操作而产生的政治改革失败，最有可能发生在乡村社会，并引发全社会的动荡（党国印， 1996 ； 1997 ； 1998 ）。在遵从政治变革规律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操作是一种政治技巧，但对此进行讨论已不是本文的任务。
4 推论：中国乡村政治改革的趋势
事实上，中国在 1978 年以后又开始了一场新的乡村社会动员运动。这场运动的经济内涵是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广，而政治内涵则是乡村民主自治选举的实行。对于后一变化的前景在目前很难进行准确的分析与预测；对政治发展的预测常常容易发生错误，亨廷顿就犯了不少这种错误。但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我们还是可以讨论一些问题。
在中国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是通过上一级政府的任命而确立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合法性获得方式已经过时，社会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对此我们已经作出了分析。由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或许会有下述特点：
第一，我国乡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并对更高一级的乡政府领导人的选举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关注。这本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大部分落后农村地区，由于其社会经济的封闭性，农民对民主政治并没有强烈需求。这些农村地区的民主选举活动容易受到上级政府的干预，民主选举制度形同虚设。这些地区的某些乡村可以有组织良好的民主选举活动，甚至可以选出好的领导人，但这种情形对某个上级领导人的个人素质有很大依赖性，因而具有偶然性。
第二，就整体而言，乡村民主选举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无论村民还是政府都对于民主政治的知识极其缺乏，许多技术性的工作也需要逐步掌握，因此，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很不规范的。就眼下而言，对大部分落后乡村的民主自治制度不能估计过高。政府干预选举将是普遍现象；因为贿选成本低廉，金钱政治将广泛存在；家族势力乃至地方恶势力也容易影响选举活动。
第三，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有着最强烈的需求。一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二是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新崛起的富人阶层购买 " 党票 " ，进行贿选，组织帮派，积极寻求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由于地方财政等实际利益的驱使，许多地方政府也乐意富人阶层进入基层政府。这种富人政治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第四，农村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人口变动对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普遍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农民将迁居万人左右以上的小城镇和大中城市，传统村落将逐步收缩为小的农场主居民点。这个过程在总体上将相当漫长，但局部变化已经在发生；只要出现这种变化，传统村落的民主自治制度就将失去意义，民主选举就必须扩大到小城镇。
" 乡村民主自治 " 已经是一个乡村政治动员令，它给乡村居民追求民主政治提供了合法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乡村居民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还很难判断。对于未来的变化，国家领导人理应未雨绸缪，提早作出通盘考虑。
5 从长远考虑的改革：一种技术性调整
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看，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 修订草案 ) 》是有不少缺陷的。今后逐步作出下述几种技术性调整是有必要的：
1). 政治语汇调整。 " 自我管理 " 等 " 自治 " 概念反映了一种封闭型社会的理念，应考虑取消。应以现代国家的行政分权思想替代自治理念。
2). 应逐步引入竞选制度。事实上，乡村民主选举中的竞选已经存在，但极不规范。倡导规范性竞选对乡村民主政治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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