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成泓 ]——(2005-10-28) / 已阅31222次
（二）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且当法治成为了一种主要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时候，法律的基本功能及其使命便在于构建并�；ひ陨缁嶂魈宓娜ɡ诵哪谌莸姆晒叵�。这种权利关系既包括体现了权力职责与作用的权利——权力关系，也包括体现私权利之间相互交换或协调关系的权利——权利关系[25] 。这种法律关系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作为主体享有并支配着自己的权利，并且这种支配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或者是诉求于国家借助公权力来�；て淙ɡ�，或者是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从而接受和服从国家权力对自己的干预，或者是与其他的社会个体进行一种私权利的交换。无论哪一种情形，社会个体（包括集合体）在法律关系当中都是以法权（利）主体的姿态出现的。由此，在其产生方式以及行使的方式上，国家权力就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且，国家权力的产生目的绝非是将其作用对象当成客体来对待，而是最终服务于所有成员的整体利益，即服务于主体——人。
主体性理念在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实践，首先体现在传统的英美法程序中的对抗式诉讼理论和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导”理论。近代民事诉讼法奠基之作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以及以其为蓝本制定的1865年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主体性理念[26] (p.22) 。
主体性理念真正作为司法实践和改革的重要目标而确立并大力推广，则发生于当代。如自上世纪70年代发韧并持续至今的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使诉讼便利公民、低廉有效的“接近正义”运动，便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性理念。学者们为维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避免当事人作为审判客体来对待，提出了衡量民事审判是否正当的依据不仅在于判决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还在于民事程序本身能否保证当事人参与的观点。如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王亚新先生指出，司法审判在许多方面的特点都可以视为在制度上对判决的可变性加以严格限制的必要或非必要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中最直接也最具根本性意义的因素恐怕还在于诉讼审判所特有的程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当事人对抗结构 [27] (p.351) 。
这种当事人相互对抗的程序结构意味着把更多的诉讼行为作为权利赋予当事人，而不是作为权力留给法官。尽管最终作出判决的是法官，但当事人却是形成判决的主体。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尽管法官主持着程序的进行，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28] (p.41) 。由于整个诉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思展开的，按照自我选择即自我负责的法理，当事人必须对法官的判决表示认可与服从。于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成了一种负担和责任。这样，当事人在实体领域中的诉求在进入程序之后，便在诉讼这一“法的空间”里置换成了程序上的需求，当事人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支配者，转换成了程序的利用者、支配者，成了程序主体。
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意味着法官在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时，必须尊重当事人的人格权、处分权以及其他各项诉讼权利；并为当事人理性、有效地参与诉讼、影响诉讼的结局提供便利和保障。
结语
如前所述，规则与原则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关系，原则的出现正是为了克服严格规则的弊端，二者的关系究其根本就是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在成文法中设立原则，将人（法官）的因素引入法律的运作过程中，“使法典由自行运转不息的永动机演变为人——机（法典）系统�！盵29] (p.307) 法律原则的模糊性、衡平性赋予了法官司法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得以发挥其智慧以弥补成文法的缺漏，甚至根据社会的理想、法律的目的干预具体法律概念、法条、法律规范之适用，以使法律能够应对现代变动不居的社会形势。上个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社会性民事诉讼正是这一现象在民事诉讼中的反应。
对于规则与原则之间关系的整合，笔者以为，按照庞德的律令－技术－理想的法律模式，应是在法律“理想”的指引下，法官运用司法“技术”，遵守律令，按照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来灵活地处理——从根本上来说，司法公正最终只能委诸于法官——现代许多人，包括一些法学家对此仍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仍做着严格规则的美梦，仍在做着早已证明是行不通的方案设计！对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调和，是铁面的规则于弹性的正义、温情的仁慈，以及对于人类个体灵魂的终极关照之间作出某种衡平的过程[30]。 但另一方面，原则也具有自己内在的缺陷。现在一些激进的原则中心主义者甚至倡言要建立一种“原则共同体”，这是“一种由与正义、公平和正当诉讼程序有明确关系的单一而又前后一致的想像力所支配的共同体”，“它承认整体性是一种明智的政治理论”，而且也“承认整体性的判决原则高于法律”[31]。 (p.196) 照此观点推理下去，整个法律体系的运作就交给了“整体性”——一种完全没有确定性而交由法官解释、裁量的东西，这样，单个裁判甚至整个法制系统的确定性和公正性都很难得到保证。
综合上述，从严格规则主义到在成文法中引入原则，承认法官的能动性，注重司法技术，从静态法过渡到动态法，从立法中心转移到司法中心，使法律体系从一个在逻辑上和正当性上自立自足的体系转换到一个流动的、开放的体系，给现代司法注入了不确定因素。而对法官进行约束、消除这一不确定性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程序控制 ，利用现代法律程序的主体性、反思机制以及学习机制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参考文献]
[1] 马青波.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分析[M].何文燕等.硕士论从民诉法学[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136－137.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7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06.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26.
[5] 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学思潮[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213.
[6]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9－201.
[7] 全增嘏.西方哲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57－62.
[8]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1－12.
[9] [美]罗纳德德沃金.论规则的模式——略论法律规则与原则、政策的法律效力[J].潘汉典译，法学译丛,1982,(2).
[10]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1.
[11]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62.
[12]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M].顾培东,禄政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85.
[13] [美]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86.
[14]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M].顾培东,禄政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9.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
[1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71.
[1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9.
[18] 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53.
[19] 张保生.法律推理的理论和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41.
[20] 董灵.公序良俗原则与法制现代化[J].法律科学,1994,(5).
[21]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2.
[22]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A].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72－73.
[23]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A].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76－77.
[24]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A].载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6.
[25] 童之伟.法律关系的内容重估和概念重整[J].中国法学,1999,(6).
[26] 左卫民.在权利话语与权力之间：中国司法的新思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2.
[27] 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51.
[28] 王亚新.民事诉讼中的依法审判原则和程序保障[A].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41.
[29]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307..
[30] 李可.原则与规则的若干问题[J].法学研究,2001,(5).
[31] [美]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徐宗英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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