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大伟 ]——(2005-7-6) / 已阅24111次
很多自称是酷爱北京胡同的人，其实大多都住在高楼大厦和洋房别墅里。他们内心里大多是瞧不起那些胡同里的普通人的。不知道从哪一天起，祖祖辈辈住在胡同里的人被称之为“胡同串子”。 记得八十年代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记者在报道北京新闻时还用了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
同龄年代的老朋友 作家王朔曾和我谈起过他对胡同的印象。他回忆说，上小学时，老师经常在班里点名要那些交不起两元钱学费的同学站起来。结果教室里呼啦啦站起很多同学，几乎全是“胡同串子”。 班里有个很霸道的男生班长也在其中。每当看到这个班长也站着被老师羞辱，王朔就觉得特开心。王朔说他对胡同烦透了，真觉得把北京的胡同全拆了也不心疼。王朔到底是王朔，我们可千万别拿他的话当真。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17岁的单车》中，人们再次看到了老胡同居民生活的灰暗和困窘。这部以胡同里的孩子们血腥斗殴为结尾的影片，足以使大陆官方体验尴尬，以至于这部影片迟迟没有被批准在国内公开放映。更有趣的是，影片的摄像师刘杰是这样叙述他对美的认识过程的：“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选中了什刹海�？墒堑蔽易呓锏哪切┓孔�，我才知道那里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厨房，生活实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到一些荷兰式的房子，一尘不染，生活设施完备，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为了拍这部片子，我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我意识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倍嗝疵艿挠锞�？刘杰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不属于弱智群体的人们大概都不难解读为：胡同里那些破房子，是我这类人不要去住的，我属于一尘不染的荷兰式社区的。但是，在电影美学的视野中，这些破房子实在是“美极了”。
在中国，洋人们的意见似乎从来都是分量更厚重些。如今在那些酷爱北京胡同的洋人眼皮底下，城市规划部门等不得不格外小心，搞不好人家给你告到联合国去。喜欢穿麻质地中式大褂的法国老太太杜铭那克常驻在北京城里，她的一个引人注目头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及人文科学高级项目官。用她的话说，他们的目标是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来，不管他们多老、多穷。 这大概是为了�；の幕挪男枰�。真把我们又搞糊涂了。假如贫穷落后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那么当年骆驼祥子的人力洋车和时传祥的掏粪木桶，也不应当在胡同里消失。在抽水新式马桶和公共茅房老式马桶之间，选择哪一个更卫生更舒适更符合人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联合国驻北京的“钦差大臣”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来，不应该让他们从生活多年的地方消失。我想，没有人反对这个美妙的建议。但是，光是空喊口号有什么用呢？谁来为这些原住民买单呢？据了解，胡同里一个7平米的房子可能落着8个人的户口，在目前已经挤成一团的胡同里，谁有资格留下？谁有义务搬迁？在海内外合力的作用下，北京胡同的拆迁成本正直逼天文数字。联合国能为这些因为分配不公而不断涌入上访大军的人们作主吗？在目前如同高压锅的氛围里，人们看不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希望。
前不久，我和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在路上聊天。他告诉我，他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打小就盼着有一天能把胡同拆了，全家搬进楼房里住。不过，最近他改主意了。现如今听说北京的胡同在老外的眼里真成了古董，这回可算是熬出头了。一定要逮个机会捞一把。他说，其实那些老外都是傻冒， 等他们住进去就想明白了。谁让他们爷爷那辈当八国联军欺负咱们来着，我们能蒙他一个算一个。听着他的话，我心里说：这北京人，也真够孙子的。
在这个世界上，叶公好龙的故事其实一直在上演着。前不久，头几批在北京购买了胡同里房子的外籍人士们已经开始大呼上当了。他们搬进胡同后，马上就开始不停地抱怨各种设施的陈旧和不方便或不够现代，似乎才意识到这胡同是百年前的老玩意儿，他们开始感到住在胡同里并不像原来想象得那样舒适，他们甚至对原先赞美有加的胡同建筑格局都发生怀疑。他们终于发现，就像北京传统小吃里的小窝头驴打滚和豆腐汁，偶尔吃几次还行，要是让他们天天吃，无论从口味还是从营养的角度看，恐怕是很难习惯的。
当北京的第一条胡同被拆除时，新的文明在北京拉开了序幕；当最后一条胡同被拆除时，北京的文明开始谢幕了。生活是复杂的，但又往往如此简单。北京不可能只拘泥于老祖宗留下的四合院，我们总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些更好的东西。不过别担心，胡同不会被拆光的。 但是假如有人非要找回当年骆驼祥子那年月的感觉，无疑也是徒劳的。 正如毛泽东有诗指点：“秋风萧瑟今又是，换了人间”。
我想，北京这些胡同拆了以后，也不要再盖什么大楼大厦了，多种植些绿草和建一些街心花园。不要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为好。如果以人为本，还是以大多数人“为本”为好。 北京太拥挤了，空气太不好了；北京人民真的很生气，后果也挺严重�；故歉嗣嵌嗵峁┮恍┠苁媸娣粑牡胤桨�！
《城市中国》：既然是换了人间，那么您觉得有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周：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如果说“换了人间”，今天的主要变化是中产阶级人群的崛起。相似于19世纪的欧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被奇迹般地分化，在百姓与官僚之间，一种新力量正在健康与病态共存地生长着。这种新的力量就是中产阶层。他们代表一种崭新的生命力，在这种力量背后是知识有价、技术商品化、物欲、私有财产、个人主义、追求平等、反官僚制度。首先他们借助于商业力量寻求自己的立身之地，然后他们借助知识权威来寻找自己的话语空间。借助全球化运动，中国正在体验和温习100年前欧洲的革命性变化。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颇为意外地发现，在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总是最为革命的群体，在维护个人利益、鼓吹自由民主和反对官僚统治问题上，他们比蓝领工人以及贫困农民更有自觉意识。而长期以来被推崇为革命最彻底的后者，事实上更倾向于以革命的名义将抢劫合法化。其不择手段的后果，往往导致对社会资源的极大破坏。当然，中产阶级壮大后，又会显露出其保守的特征，然而这对社会的稳定又极为有益。
今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在全球化了的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囊们总有一天会真正明白：中国在很多层面上正在经历一种革新。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里起作用的不仅仅只是“廉价劳动力”。为数众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工程师、建筑师、医生、艺术家、律师、教师、服装设计师等阶层正在悄悄改变中国的面貌。这些变化已经不能仅仅用“西方资本拥有者与东方共产主义分子共同营建的原始积累式的资本主义联盟”来加以概括了。忽视这些改变对于中国的意义，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巨大潜力；仅仅看重“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城市中国》：您经历了世界上许多城市，看过了很多建筑，那么您如何看改革开放15年来快速的建设和变化？
周：各个城市都不一样，这跟中国的体制有关系。国外的城市规划非常法制化，对一个建设规划选民们要投票，有时会争论很久。而中国比较长官意志，有些城市严重一点，有些好一点。北京就比较明显，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谁有本事能在每年三月份召开的人大政协会议上讲话声音大谁说了算。至于那些贫民百姓们也就只有听任吆喝了。目前北京的城市规划整体感觉就比较怪一点。你在长安街上散步，你可以看到很富丽堂皇的景象。但稍稍沿一条巷子往里面走走，马上就看到贫民窟一般的老胡同。如同一个人穿了件新棉袄，外面看上去是绫罗绸缎，可里面却到处暴露着烂棉花。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新旧交替阶段的典型写照吧。相比之下，上海发展得还不错，基本上和上海的历史和人文氛围比较协调。
《城市中国》：请您谈谈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问题。
周：城市化本身是理由很正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城里人都想过得好一点，农村人都想进城。中国过去不是没有城市，中国人也不是没地方住，只是一个破房子住了一辈子；过去也不是没衣服穿，只是一件衣服穿了一生。但现在大家都想穿得舒服一点，穿得五颜六色一点。这样新的矛盾就产生了。
类似贫富分化问题就不讲了，严重的是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会出现的矛盾冲突，比如，旧的古迹和新的东西怎么配套，老的居民搬迁中引起较多的法律纠纷，等等。
还有，新的城市规划一旦成型后是不是能把它法制化，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城市的规划不是谁想改就能随便改。打开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有关城市规划的书籍，其中50％是与法律有关的内容。你会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规划一旦成型，就成为对任何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了。有时想修改甚至要到法庭上去，其中的程序也比较透明、公开和公正。你有意见可以告知政府，在市议会无法解决就到法庭上见分晓，很多东西都是通过法律判决形成一个规则。我想，这才是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发展方向。而我们的规划一般都是讲讲大道理，没有把它当成严肃的法律问题来对待和研究。因此，频频发生像庐山别墅和圆明园湖心岛别墅等“丑闻”的事情，就不难理解了。
《城市中国》：请您给城市类杂志提点意见和建议。
周：你们的杂志我还没有仔细看，总体感觉海派文化的味道很浓，很注重品味和时尚，里面没有太多的领导致词和政治官话。这是和很多其他城市建设刊物很不同的地方。希望今后能更多地刊登及时反映我们时代发展的文章和案例。我是法律专业出身，当然希望你们能逐渐刊登一些有关法律内容的文章和案例。
谢谢你们的采访。
整理/洪虹
周大伟：旅美法律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睿智道邦(Richdomain）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 现在美国和中国两地从事教研和实际工作。Email: zy94066@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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