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春峰 ]——(2005-6-12) / 已阅60476次
1.1.4 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地位反映着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表现着公民与政府之间地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基础问题。实践中及理论上对刑事诉讼中各个主体的关系一向是以法官为中心，认为法官拥有庭审指挥权，拥有对案件的最终处理权，理所当然是刑事诉讼的中心。这是从权力的角度来审查并得出的结论，从对各个主体权力的比较中认为法官是刑事诉讼中的中心。但在民主社会中，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是维护公民的权利，从维护权利这一目的出发，以法官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则是不合适的。
从刑事诉讼维护权利的目的来看，法官在刑事诉讼中不存在任何自身利益，这也是刑事诉讼对法官中立性的要求所决定的必然结果。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是只能是纠纷的局外人，他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位置只能是中立而不是中心。在具体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的权利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是刑事诉讼程序要�；さ哪勘�，这一矛盾关系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主干。在被告人和检察官之间比较，刑事诉讼中各个主体的活动都是围绕着给被告人定罪量刑而展开和进行的，被告人应当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代表的是其他社会成员包括被害人的权利，和被告人相比较，检察官所代表的权利是比较抽象的权利，并不像被告人代表自己的权利那样真实而具体。与被告人相比，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更具有权力性，刑事诉讼的结果对检察官自身并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刑事诉讼对被告人权利的处分正是对其他社会成员权利�；さ氖迪�。所以，在刑事诉讼中，以被告人作为中心更能够体现出刑事诉讼维护公民权利的目的。
1.1.5 被告人与检察官地位平等是诉讼公正的前提
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平等权在我国法律中的最基本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六条后半段在此基础上规定“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泵袷滤咚戏ǖ诎颂豕娑ā懊袷滤咚系笔氯擞衅降鹊乃咚先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毙姓咚戏ǖ谄咛豕娑ā暗笔氯嗽谛姓咚现械姆傻匚黄降取�。
我们看到在三大诉讼法中，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但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平等权的表述有所不同，没有说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而是说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反映着不同的涵义，而不仅仅是表述上的差别。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不认为检察官是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不承认检察官与被告人诉讼地位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没有规定国家机关和公民的平等。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观念和实践上，认为作为起诉方的检察官是代表国家在行使起诉权，它与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在诉讼中有平等的地位，但检察官与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对刑事诉讼中检察官的特殊地位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也能找到反映，中央政法委在（政法（1997）3号）《关于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规定“鉴于我国人民检察院的职能特点，人民法院开庭审判人员进入法庭时，公诉人不起立，有一定理由。为避免在法庭出现其他人起立而公诉人不起立的尴尬场面，改为法庭开庭审判人员进入法庭时，在场人员一律不起立”。。在法庭上，法官进入审判庭时全体起立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它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象征着法律的神圣和审判可以超越一切权力以实现人们对公正的追求。但在这里，为了满足权力的要求和反映权力之间的关系，这种神圣的象征就只有被抛弃了。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地位主要是相对于检察官而言的，刑事诉讼也是以控辩双方的对抗为主线进行的。如果说被告人与法官在地位上的平等更多的具有形式上和理想上的意义，那么被告人相对于检察官在地位上的平等则是现实的和迫切的要求�？乇缰涞钠降仁切淌滤咚铣绦蚬那疤�，没有控辩之间的平等，刑事诉讼程序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如同我们对诉讼公正所做的形象的比喻，公正的诉讼就像一架天平，参加诉讼的两方是天平的两端，而公正的法官则是位于二者正中间的支点。这个支点偏向于任何一边，天平都会失去其准确性。在权力社会里，如果天平的两边都是普通的公民，想要做到公正还不难，然而，在刑事诉讼中一方是代表权力的国家检察机关，不仅检察官认为自己的地位要高于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连法官也会有这样的看法，甚至大部分普通社会成员包括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都会这样认为。在这样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要实现公正，无疑存在着法律意识上的先天不足。
1.1.6 保障被告人平等地位是维护人权的要求
维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被告人的权利是人权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人权是每一个人作为人生存的权利，是保障每一个人能够有尊严的活着的权利，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群体的区别。维护人类的平等是人权最基本的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ぷ钪饕囊彩俏し缸锵右扇�、被告人的平等权�！妒澜缛巳ㄐ浴返谝惶跫葱啤叭巳松杂�，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权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为维护人与人的平等权，才进而派生出自由以及其它政治、经济上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社会中最容易受到歧视的成员，是权利最容易被侵害的社会成员，处在权力最严厉和直接的控制之中。掌握权力的人要侵犯其他人的权利，也最容易通过将其置于此境地再进一步实施侵害。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也最容易受到普通人的漠视，在人们没有被置于这种境地时，谁也不会想到自己某天会站在被告席上，会像面对异类一样看待他们，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和自己没有丝毫关系。而如果有一天自己竟然真的成了被告，才会发现自己呼喊�；ぷ约喝ɡ纳舾久挥腥嗽敢馓�，甚至自己的声音根本就传不出去。即便自己的声音能够被人听到，别人也像面对异类一样漠然地看着你。当你在权力的铁蹄下被践踏的时候，你才会在心里懊悔在自己有能力为那些需要得到援助的人提供援助的时候没有去做，等到自己知道应该为这些人做些什么的时候却已经无能为力了。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是人权保障中最有意义的内容之一。保障人权，关键是要保障那些处于弱势的人群的权利，处于强势地位的人不需要别人去保障他们的权利，他们往往是别人权利的侵犯者。所以，�；と巳ǖ闹氐阌Φ狈旁诙苑缸锵右扇�、被告人、囚犯、下岗工人、农民、流浪乞讨人员这些人群的关注上，而不是去关注那些达官显贵，关注那些生活奢华的人群。媒体应当多关注无权无势、衣食无着的穷困人口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想法，传达他们的愿望，而不是天天报道富人的喜怒哀乐，宣传发达地区形势大好。维护弱势群体的平等地位，�；と跏迫禾宓睦�，才是�；と巳ㄕ嬲幸庖宓牟糠�，提高强势群体的地位和权利，只会进一步拉大人与人的差距，进一步破坏人与人的平等。提高一个国家的人权水平，就像提高木桶最低的那块木板一样，只有�；と跏迫禾宓娜ɡ拍芷鸬礁镜淖饔�。
被告人的权利实际上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个体用于维护自身在社会中的利益和存在的基本手段的一部分，也就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并且，被告人的权利是基本人权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平等地位，在民主和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受到高度重视。例如美国宪法用大量篇幅对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作了详细规定。如宪法修正案第四条不受非法搜查的权利、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的重罪必须经过大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沉默权、正当程序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第六条规定的“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该地区应事先已由法律确定；得知控告的性质和理由；同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对其有利的证人；并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的权利，宪法修正案第七条、第八条亦是规定被告人的权利，宪法第三条关于司法权的规定中对判处叛国罪的限制亦可视为对被告人权利的�；�。与美国宪法用大量篇幅规定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相比，对于总统等掌握国家权力者，美国宪法则主要规定了对其权力的制约和限制。
在权力至上的社会，政府不承认个体享有任何权利，只有经过国家认可或者“君主赐予”的权利才能受到�；�。在封建社会，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国家的一切财富和权力都属于君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在统治者的眼里，所谓的社会成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只是被统治的对象，就像牛羊一样，统治百姓被称为“牧民”。普通的社会成员的权利都是由统治者授予的，君主想给你权利你才有，君主可以随时无条件收回臣民的所有权利。百姓在君主面前，绝对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什么权利，君主叫你怎么样，你都只有谢恩。在等级社会里，没有人可以主张权利，公民权利只是国家权力的恩赐。
在现代民主社会，国家机关的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被彻底做了一次逆转。公民权利被提高到首要的地位，权利在现代民主社会是所有个体固有的，不需要政府确认就可以行使，是普通公民对抗权力的护身符�！霸谇白时局饕迳缁�，总的说，法重义务，轻权利，以义务为本位来配置义务和权利。显然，它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价值在于建立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秩序。现代社会的法是充满活力的调整机制，它以权利为本位或重心配置权利和义务，给人们以充分的、越来越扩大的选择机会和行动自由，同时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规定了一系列相应的义务�！�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由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转变为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国家权力由高于公民权利变为从属并服务于公民权利。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已经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主人，在理论上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所有。国家权力继续存在的意义在于为公民权利的行使维护一个有利的秩序，其行使的目的在于使人民更好地享有权利。对国家权力更好的阐释应当是职责。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还要存在公民与国家机关在诉讼中的不平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
1.1.7 保障被告人平等地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
诉讼中的地位实际上属于政治上的地位，要谈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就要谈谈公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
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使原本是被统治者的、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使人类社会从少数人的统治发展为多数人的统治，这种数量上的变化是本质的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在形式上是多数人的民主，但我们知道真正的统治者是居于少数的资产阶级。即使在封建社会，君主一个人的声音也在整个国家占据着绝对优势，表现出来的也是绝大多数人拥护君主的意志，站出来反对他的只是所有社会成员中的极少数，我们能不能认为这也是民主？这是形式上的民主与实质上的民主的问题，也是如何使所有社会成员真正表达真实意志的问题，表达出来的多数不一定是真正的多数，要使所有社会成员真正表达真实意志，关键在于给予所有社会成员有效的政治保障，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平等的政治地位。而对被告人政治权利和地位的保障则是给予所有社会成员政治保障、实现真正民主的关键环节。
公民政治地位平等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剥夺政治权利制度,这一制度是公民政治地位平等观点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是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被告人不能和检察官、法官地位平等的“坚实”的理论依据。根据我国的刑法，对某些犯罪，如危害国家安全罪，在对被告人判决有罪的同时，还要附加判处剥夺一定期限的政治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这些人当然不能拥有和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地位，当然更不能说任何人都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的确，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无法拥有和其他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地位。但是，问题在于，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制度本身就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为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权者地位，必须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都是不可剥夺的。
通常认为在被告人（还有犯罪嫌疑人）被判决有罪之前应当推定其无罪，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还没有被最终判决确定有罪，所以应当被推定为无罪，应当保障他的平等地位和权利。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它暗含的意思是，被判决确认有罪之后，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在政治地位和权利上就是不平等的。那么，是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决有罪之后就没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了呢？不是！任何人，无论是有罪的人还是无罪的人，都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包括诉讼地位，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包括诉讼权利。
从政治权利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演变来看，政治权利从仅仅只有极少数奴隶主享有，不断扩大范围。它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一致的。在奴隶制社会，在数量上处于多数的奴隶们不仅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没有担任公职权，连表达意见的权利也没有，可以说没有丝毫政治权利。到了封建社会，作为统治者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数量上有了明显增加，而且在统治阶级的阶级基础扩大的同时，作为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也有了一定的表达意见的权利，并且在理论上也并没有排除他们担任公职的权利，政治权利制度在封建社会有了明显发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利制度更是有了巨大的飞跃性发展，在理论上不分种族、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等，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除了犯有严重罪行的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剥夺政治权利制度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有效工具，它可以保证处于少数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居于主导地位。这一制度的作用在于，剥夺处于多数地位的被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政治权利，不仅可以直接减少被统治阶级中反对者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其他被统治者产生恐惧心理而不敢表达反对意见，从而使统治阶级得以以寡驭众，使统治阶级的意志在数量上从实质上的少数变成表达出来的多数。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保障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使多数人的意志能够居于统治地位，就必须废除剥夺政治权利制度，废除这一干扰民意正常表达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剥夺政治权利制度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它的存在使通过民主的形式得到的可能是不民主的结果。让每一个人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才能通过全面分析所有人的意见来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
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剥夺政治权利制度并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作为统治阶级的劳动者本身处于多数地位，不需要通过减少被统治阶级发表意见的机会来使自己的意见成为多数，剥夺政治权利制度的继续存在只会给少数派以利用的机会。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才能使社会表达出来的意志反映所有社会成员的真正意志，才能使表达出来的社会意志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本意，使社会意志的表现和本质一致。
在社会主义社会，占社会多数的工农劳动者是国家的统治者，但代表他们行使统治权的毕竟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这也就存在这一小部分人利用权力变质为无产阶级对立面的可能。而作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有效工具，剥夺政治权利制度就会成为套在无产阶级颈上的绞索。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要使人民真正居于统治地位，使历来是被统治者的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首先要保障所有人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保障所有人无所顾忌地行使“统治权”。所有人的政治权利不可剥夺是实现多数人统治的保障。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对社会主义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保障，而维护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平等地位则是维护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位的重要保障。
1.2 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北缁と说拇嬖诿植沽吮桓嫒朔芍度狈�、人身自由受限制和心理上的劣势，在辩护人的辅助之下，被告人才可以拥有相对于控诉方的平等力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相对于控方的平等地位，二者共同组成了刑事诉讼构造中的辩方。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他的存在是为了辅助被告人的不足，帮助被告人维护其合法权利，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是与被告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并不因此就没有其他几个主体重要，他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辩护人的作用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地位应当在刑事诉讼中大大加强。
1.2.1 辩护人弱势地位的表面原因
对于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人们常常从提高辩护人的地位，加强辩护人的权利出发，以使辩护人拥有制约控方可能存在的对被告人权利实施侵害的能力，实现对被告人权利的有效维护。现实中，辩护人不仅没有充分的力量�；け桓嫒说暮戏ㄈɡ�，甚至连自身的地位和权利都无法保障。对于保障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理论界和实践界存在的争议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对律师伪证罪的存废和是否赋予律师豁免权。
《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 ，有许多学者、律师对此颇多微词，认为这一条是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律师不敢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有人进一步提出给予律师豁免权，要求对律师在辩护中的行为给以豁免，对律师不是故意作伪证的行为免于承担刑事责任。
联合国在1990年古巴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二十条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 。由于近年来，司法机关追究律师特别是为刑事诉讼提供服务的律师的刑事责任的例子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９５年以来，全国律师因涉嫌‘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和‘毁灭证据罪’等罪名被拘留、逮捕者已达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有些律师是在法庭上直接被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带走的” 。是否赋予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刑事豁免权日益受到重视，特别在律师界成为热点问题之一。认为应当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者认为，赋予律师此项权利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能有效保障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能时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在法庭上大胆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与公诉人展开激烈的辩论，而不必担心司法机关因为它在法庭上的言论或者庭审之外的正常执业活动而对其追究诽谤、伪证、侮辱、包庇等刑事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庭审功能，为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提供充足的信息资源，达到公正裁判的目的。同时，赋予刑事辩护律师刑事豁免权有助于纠正辩方相对于控方的弱势地位，有助于辩护律师充分发挥辩护作用以帮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从实践来看，每年因调查取证而被以律师伪证罪逮捕的刑事辩护律师有数十名，而最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无罪释放。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规定寥寥无几，但对律师责任的规定却占一半以上。
1.2.2 辩护人弱势地位的根源
律师的庭审言论豁免权源于言论自由权，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有利于维护一个真正的民主与法治社会，使政府及其官员受到社会及舆论监督，善尽职守。设立辩护制度、代理制度和律师制度是国家在司法活动中，确保当事人言论自由的具体措施。赋予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能有效保证律师在履行辩护或代理职务时毫无顾忌地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在法庭上就案件直率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仗义执言，与公诉人展开激烈的辩论，不用担心法庭因为他在庭上的言论而追究其诽谤、侮辱或包庇等刑事法律责任，达到协助法官澄清事实真相，理顺法律关系，公正判决的目的。律师在调查及辩论中即使有认识、判断上的错误，也不能迁怒律师，随意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
在英国刑事诉讼中，认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负有两方面的职责：一方面是被告人的法律助手，应当维护被告人的权益；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又必须为法庭负责，维护真理和正义，辩护律师必须把两方面协调起来�！凹偃绫缁ぢ墒υは然裰牡笔氯巳废涤凶铮ㄒ蛭牡笔氯嗽诳ブ耙丫嫠吡怂�，自己是有罪的），那么当他接受了被告人的辩护委托后，他就没有义务去揭发他的当事人的犯罪事实，因为辩护律师的职责是辩护而不是控诉。然而，在交叉询问中，在他的辩护词中，辩护方的律师必须十分谨慎地行事，努力回避他已经知道的他的当事人的那些犯罪事实；也不得让他的当事人或证人对那些不真实的情况起誓作证，更不准用虚假的证据去反驳起诉方指控的事实。这是辩护方律师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否则，他会因欺骗法庭而成为伪证罪的一个成员，任何的疏忽大意都可能毁灭他自己�！� 可见，在英国的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也要为他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法律也不承认律师的所有行为都拥有豁免权。
从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来看，明确表明了本罪仅仅包含故意犯罪，并不包含对律师过失行为的制裁，与律师所要求的豁免权并不冲突。刑法这一条从字面上看，完全符合法治精神，对实施本条规定的行为的律师，当然应当给予刑事制裁。如果律师可以为他所代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作伪证，那么受害人的利益怎样�；�，这是明显的不公，也是绝对不符合法治精神的。但是，一个合理的法律规定为什么会造成律师不敢代理刑事案件的结果呢？
律师伪证罪与律师刑事豁免权的存废，并不是解决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弱势地位的关键。我国法律并没有强加给律师不合理的责任和义务，对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并没有超出刑法对犯罪的一般性规定。实践中产生的律师对自己地位强烈不满甚至不敢承办刑事案件的结果并非是对律师责任规定有缺陷所致，而在于对检察官权力和责任设置的失衡，检察官权力的畸形强大间接造成了律师的权利无法保障，使双方在地位上严重失衡。造成刑事辩护律师不公正待遇的现实的原因仍在于司法制度对权力的倾斜，在于控方掌握着对辩方实施制裁的权力，这一权力又缺乏必要的限制。没有一个中立客观的程序确定辩方行为合法与否，并且对控方随意行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裁。这使得对双方的违法行为，辩方一定会受到制裁甚至会被无根据地剥夺人身自由，而控方的违法行为则因其自身掌握着对此制裁的权力往往无须承担责任。因此，对律师权利的保障不在于从实体上赋予其刑事豁免权，而关键在于从程序上给予双方平等对待。
所以说，刑事诉讼中辩护人与检察官地位的不平等，问题不在于法律对辩方权利的限制，而在于法律对控方的权力缺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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