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江 ]——(2005-3-19) / 已阅25525次
同时，法官的释法能力高低又影响了民事判决的权威性，权威来自专家，来自法律精英。如果法官团体是由法律家团体构成，那么，基于其知识背景、训练方法、法律思维方式的一致，会凝聚并形成一个所谓的“解释的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这个共同体具有公认的声望，声望助长了权势，权势的正当运用又愈发抬高着声望。[30]这是个良性循环。从微观上考量，法官的魅力是其所拥有的理性和良知，这个品质可以直接从判决中探求。精英法官的裁判应当像一篇说理充分、思维严密、逻辑严谨的论文，这是大众法官所不及的。而判决令人信服的权威性则是来自判决的说理性，因为当事人之间之所以选择民事诉讼，是寻求一个说理的方式，法院就应该先提供这么一个环境，然后根据法律用说理的方式（判决）说服当事人，这一点现在我们做得很不到位，所以司法文书也在探求改革之路。我认为裁判的质量取决于法官的水准，故司法文书改革的关键仍在改革法官。很难设想大众法官有能力写出振振有辞、充满说服力、以严密法律推理为基础的裁判。归根结底，法官与大众、与其他法律工作者的区别在于其精于运用法律。司法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应当致力于培养所有有有关人员——当事人，旁观者和公众——的法律情感（即对法律权威积极的内在信仰——笔者注）�！盵31]可见，法官精英化与判决的权威性有因果关系。
基于此我乐观的预测，改革的成功有助于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改善和判决之既判力的维护。执行难问题在外国不那么突出，因为司法权威深入人心，没有多少人胆敢挑战法院，哪怕总统也对其敬畏三分。拒不履行法院的判决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非理性之举，所以如一位留学生所言，外国法院“很有面子”。就确定判决而言，其所以具有既判力，其原因之一是法院审判权和法官的权威为社会普遍认可、尊重�！霸谖夜�，法院、检察院可频繁发动再审程序，判决的既判力和权威因此受到致命破坏。由此，本可以通过个案判决来构筑法的权威性和安定性及法律秩序，在这样的再审机制下，却大失所望�！� [32]这根源何在？当事人否定既判力，是因为他们从判决中看不到期盼的正义，这个主要归责于法律的不公和审判的不公，后者法官要负责。法院自己也不尊重既判力，因为既判力的前提支撑是判决的普遍公正性的假设，以不公正为极少数�！俺腥霞扰辛�，就应有当事人接受既判力所致的不利益（个案不公正）的正当依据：维护法的权威性和安定性、当事人已经接受充分的程序保障等�！� [33]可见，我们正是不具备既判力正当性的前提要件，才使民事诉讼法第141条和第158条确定的既判力理论落空。因此，法官的公正司法有利于既判力的维护和执行难的改善。
4、 法官精英化有利于使诉讼经济。
粗看这个论断好象是不成立的，显然法官的待遇就必须马上提高了，法官精英化需要制度性成本。法官高薪制的直接结果就是纳税人要多掏钱了，诉讼费用也会水涨船高。这算的只是小帐，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波斯纳的观点，审判活动中的经济耗费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于法院作出了错误的裁判而带来的“错误耗费”（error costs），二是在法院进行审判、制作判决过程中直接产生的耗费，简称为“直接耗费”（direct costs）。审判活动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程序运作过程中的这种“错误耗费”和“直接耗费”。[34]精英法官所具有的法律专业素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法官在适用法律上可能犯的错误，即使案件的客观真实无法凭人力达到，至少法律真实将可以获得。这样一来，“错误耗费”将有望大幅降低。如上面已分析过，确定判决的既判力若能得到维护和尊重（即减少了当事人的上诉、再审），法院判决可以得到有效执行，那么诉讼的“直接耗费”也将大大降低。
此外，法官精英化会导致合议制的衰微（具体原由下文将深入分析），即法官群体总人数将将减少，那么所需供养他们的财政支出也将锐减。以下这个数据是很好的证明：“我国法官无论是绝对人数还是按人口比例都比其他国家要高，但人均受理的案件则比其他国家要低的多，我国1996年的人均办案数约为21件，1998年约为34.5件，而美国法官每年的平均办案数大约在300—400件左右，比我国法官的办案数高出10—15倍�！� [35]因为支付给精英法官的“高薪”不必要达到现在大众法官薪水的10—15倍，所以这种改革是经济的，也是有效益的。另外，法官精英化还会为一国司法制度增添声誉，昭示国家对法律主体权利的维护和尊重，间接促进国际信任[37]和交往，产生出巨大的文化、经济、政治上的无形收益。如此算来，法官精英化的收益远大于成本支出，是一种经得起时间博弈的最优制度选择。
5、 法官精英化会导致合议制的衰微。
法官精英化会导致合议制的衰微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美国，合议处理的案件只占案件总数的10%以下。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合议制的适用范围均不断缩减�！盵36]那么这种现象的背后蕴藏着什么原因呢？笔者试图运用“语境论”来分析法官精英化与合议制式微的关系。语境论告诉我们一种制度的存在必有其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同时不能把这种正当性绝对化，而应该从历史的场域来考察它。简单概述我国广泛采用合议制度的主要原因是：（1）合议制与司法民主的要求一致；（2）合议制这种集体决策机制可以弥补个体决策的局限和缺陷，保证办案质量，因为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是我们的现实；（3）合议制有利于内部监督，提高司法腐败成本，一定程度上防止司法腐败；（4）降低个体决策者因决策而产生的职业风险�？梢匀衔�，合议制盛行是在形式主义民主盛行、法官素质不高、法院受案数不多等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产物。而随着市场主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的经济意识提高，权利意识萌芽，社会关系的复杂，我们正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演进，法院的受案数也飚升。既然合议制赖以存续的社会条件以发生了重大变化后，原本具有正当性的制度正逐渐失去其正当性而催生改革之必要。事实上合议制正在逐渐显现其主要弊端：（1）合议制“形合实独”，受制于部分法官“话语权”的衰弱以及制度设计上的原因导致的合议庭裁判权的不稳定。合议庭之上还有业务庭庭长、分管副院长、院长和审委会，他们都可能会夺走合议庭的裁判权；（2）合议制这种集体决策机制具有低效率、高消耗的弊端；（3）合议制不利于裁判责任的有效落实，法官个体的责任感降低�？杉�，合议制弊端事实上消磨了合议制的优点，使本来选择合议制的理由退化为“可能性”，经不起现实的考问。而为精英法官量身定做的独任制，同样能通过程序来有效保障诉讼的民主参与、抑制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最终作出公正合理的智慧判决，即同样具有合议制的优点但还有司法效益的好品质。所以法官精英化会导致合议制的衰微是一个必然的也是合理的结果。当然，笔者也不是完全否定合议制的价值，有些使精英法官也感困惑的疑难案件，仍需要精英的聚会，只是这种情况只占很少数罢了。
结语
综上，要推进我国民事审判改革，应从提高法官的法律素质着手，建设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一支精英法官把守的司法系统，是人们对社会公正、正义得以兑现的最后一家银行。司法的正义是社会的最后正义。正义的守护者无疑当是法律的精英，他们要超脱于社会，摆脱政治等社会利益团体的影响，甚至能解决政治纠纷。只有精英团体才能担负这个重任�！拔夜τ谝桓鱿蛏缁嶂饕迨谐【锰逯谱斓奈按蟮母母锸贝�，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沉寂和谐的静态农业社会模式已被动态的、喧嚣的工业社会所取代，人与人之间基于血缘地缘的传统身份关系正让位于基于利益而联系的现代交往关系。在这种交往关系中，因利益多元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大量发生，作为法治国家中实现权利的最终和最重要救济手段的司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社会治理过程对司法作用的仰赖也空前增强�！� [38]在市场经济需要高度发展的今天，随着社会转型、经济活动，尤其是跨国贸易的开展，经济全球化必然会使社会纠纷激增，如果民事纠纷得不到有效解决，对内会激发社会矛盾、阶级冲突，导致社会动荡，影响社会的安定，对外产生国际争端，甚至引发政治�；��！胺ㄔ翰皇茏鹬�，国家走向衰亡�！币残硪恢指窘饩鲋谰褪撬痉ɑ频耐晟�，以消解社会不满，其中尤以民诉的完善为标志�！翱梢运�，法官的精英化程度是我国司法改革能否取得理想成效的决定性因素，是司法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39]
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最近比较平静，“发端于80年代后期，以诉讼制度为切入口的中国司法改革发展到九十年代末已进入了‘瓶颈’时期，体现对抗制精神的诉讼制度的改革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与传统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适应的司法体制的越来越激烈的摩擦和对抗�！� [40]但我仍希望，平静之下是在孕育一个新的改革，现在的平静是对已有改革的总结和反思，并对将来的改革运筹帷幄，准备条件。作为学习法律的我总想发现一剂有益于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良方，虽然内心深处仍然十分犹豫。因为制度构建与建筑大厦不同，前者谁也无法设计出蓝图然后确保实施中不走样，改革中丢失掉的和被添加的东西都难以预计。这里也存在着法治的建构论与本土资源论的纷争。此外，对审判权行使主体的改革会影响许多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所以改革的难度和阻力可以想象。笔者姑且初生牛犊，大言不惭一番，也算是无知者无畏了。
注：
*[美] 德沃金：《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1] 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1版，第143页。
[2] 《基层法院法官专业化问题——现状、成因与出路》http://www.china-review.com/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zsl-3-jcfgzyhwt.htm20010810/zsl-3-jcfgzyhwt.htm&luntantitle=基层法院法官专业化问题
[3] 参见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1版，第63页。
[4] 笔者注：汉密尔顿有一句话：“就人的本性而言，对一个人的生存有控制权，就等于对一个人的意志有控制权�！毙姓斓级苑ü俚慕背�、升降，甚至是饭碗都有控制权，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所以法官不独立才是正常现象，对法官的超道德的苛求是不现实的。
[5] 许章润等著：《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页到第6页。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条 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
[9] 王利明、姚辉：《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第7页。
[10] 参见：齐红《中国法院在当今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走势——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研讨会纪要》中朱苏力教授的发言，《法学》1997年第12期，第61—62页。
[11] 李昌道 董茂云《审判制度比较研究》，载于《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69页。
[12] 苏力：《法官遴选制度考察》，载于《法学》2004年第3期，第18页至第19页。
[13] 同上，参见：第12页至第15页。
[14] 叶自强《从传统自由心证到现代自由心证》，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5] 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6月1版，第31—32页
[16] 所谓身份法官制度，就是现行的法官管理制度。其特点为：按法官的行政级别实行分类管理，不同级别的法官享受的待遇不同；中级法院以上的法官在实质上当然享受高出其下一层次的待遇，并在权力上既可以是初审法官又可以是终审法官；基于身份的存在，院长庭长审判员书记员形成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等。其弊端已多有论述，如地方�；ぶ饕�、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等。身份法官制度的实质并不是如一些学者论述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封建官本位的残毒。 （参见http://www.findlaw.cn/lawschool/html/2004-3-10/2004310152831.htm《司法改革的理念》）
[17] [美]波斯纳：《法官最大化什么？》，《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
[18] 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1版，第146页。
[19] 参见叶自强： 《民事诉讼的变革》，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76页。
[20]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21] 参见叶自强： 《民事诉讼的变革》，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到第3页。
[22] 参见陈瑞华： 《程序正义论——从刑事审判角度的分析》，《中外法学》1997年2月。
[23] [德]B·魏德士 《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
[24] 参见陈金钊、吴丙新等：《关于“法律方法与法治”的对话》，载于《法学》2003年第5期，第10页。
[25] R.Pound,Interretion of Legel History.1940.P.1.转引自叶自强《从传统自由心证到现代自由心证》，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6] 唐宏强 黄浴宇： 《法官地位的经济学分析——以美国为范例的考察》，《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2月。
[27] 参见黄胜春、陈祥军： 《从司法公正看我国裁判文书的改革》，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8] 夏勇 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84页。（系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一文）
[29] 肖扬：当代中国司法体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
[30] 夏勇 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15页。
[31]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第59页。
[32] 江伟 主编《民事诉讼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第73页。
[33] 同上。
[34] 陈瑞华： 《程序价值理论的四个模式》，载于《中外法学》1996年第2期。
[35]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页。
[36] 左卫民 汤火箭 吴卫军著《合议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37] 笔者注：出于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比如许多废除死刑的西方国家，都不愿意同我国签订有关引渡的国际条约。我国只同很少的国家间有引渡条约。这种国际间的不信任造成的司法上的不协作，对我们很不利。司法问题容易被人利用而产生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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