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伟元 ]——(2005-2-23) / 已阅52054次
第二种观点认为，关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是否应当分为一般的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权利能力，在学理上是值得探讨的。并认为所谓特殊的权利能力在法律上应当作具体分析，有的是法律对权利能力所作出的限制，有的属于特殊的权利能力。因此不可一概而论。⑹这一观点，有些合理之处，但实质上还是赞成对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类的。
第三种表现就是，对这一问题未置可否，不作相关论述。⑺
笔者认为，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分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是不正确的，至少是值得商榷的。理由如下：
1.从前文的论述，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的法律特征可知，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主体的平等性，内容的广泛性，因此，并无特殊与一般之区分。
2.对于观点一中认为是自然人的特殊民事权利能力，如作为个体工商户的自然人，除具有自然人的一般民事权利能力外，还具有与其登记的经营范围一致的特别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与法人，基于性质上的差异，存在特别民事权利能力的差别。如自然人有充当继承关系和婚姻关系上的权利。笔者认为，这些不应作为自然人的特殊民事权利能力对待。法律之所以对自然人有特别的要求，原因在于，所针对的民事主体变了，不再是自然人了，当然也就不是对自然人的要求了�；谎灾�，民事主体不同，则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则当然不同。例如，个体工商户有个体工商户的民事权利能力，而这种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是没有的；法人有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而这种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是没有的，同样，自然人的某些民事权利能力，法人也是没有的。因此，个体工商户与自然人不是同一类民事主体，法人和自然人也不是同一类民事主体，它们的民事权利能力与自然人的比较起来，当然有点特殊，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肯定有不同之处，但它们的民事权利能力并不就是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更不能把他们的民事权利能力或者差异性作为自然人的特殊民事权利能力。
3.观点二中提到，认为所谓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在法律上应当作具体分析，有的是法律对民事权利能力所作出的限制。笔者赞同其合理之处，如我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第10条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结婚无效。这些达一定结婚年龄才能结婚，和有某些疾病不得结婚的法律规定，既是法律对自然人的某些民事权利能力的限制。但笔者认为，法律所作出的这些规定，也可解释为对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因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年龄和健康状况无关，而民法上的完全民事行为人必须在年龄、精神、智力以及健康状况方面达到法律的要求，否则，被认为是无民事行为权利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在年龄或健康状况没有达到法律的要求，自然人的结婚的民事行为能力则是受到限制的，但结婚的民事权利能力还是享有的，并没有被否认或受到限制。同时，结婚与人身有关，当然不能由他人代理。
4.
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分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有违民法的规定和民法的平等原则。根据《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我国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民法通则》第10条明确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其中平等以独立为前提，独立以平等为归宿�？杉�，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什么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应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作出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类。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应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一般和特殊，否则，即时有违民法的规定和民法的平等原则的。
三、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立法例
各国民法典关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例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没有规定具体的开始时间，如《法国民法典》。但《法国民法典》第8条的规定：“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据此，可推测其立法本意，实际上，在法国，一个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也是从出生时开始的。
第二种，仅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时间作出规定，而不明确规定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时间。如：《德国民法典》第１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钡�1923条第2款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生存、但已经孕育的人，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出生�！�；《意大利民法典》第1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薄胺沙腥系奶ザɡ娜〉�，以出生为条件�！钡�784条规定：“同样可以对已经受孕的或者某一生存的、确定之人的、即使在作出赠与之时尚未受孕的子女进行赠与�！�；《日本民法典》第1条之三规定：“私权的享有，始于出生�！钡�886条规定：“（一）胎儿就继承视为已出生。（二）前款规定，不适用于胎儿以死体出生情形�！�
一般来说，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于出生，但也有的国家规定始于受孕，如《匈牙利民法典》就规定自然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从受孕时算起。
第三种，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终止时间均作明确规定。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１７条第２款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自其出生之时产生，因其死亡而终止�！薄度鹗棵穹ǖ洹返�31条规定：“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死亡终止�！�
台湾民法典第6条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钡�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视为既已出生�！�
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四、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形成
各国立法对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称谓不尽相同。罗马法中称为“人格”，《法国民法典》中称为“民事权利能力的享有”，《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和《俄罗斯民法典》中称为“权利能力”，《日本民法典》称为“私权的享有”，我国的民法通则用了“民事权利能力”
这一称谓。因此，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概念的形成在民法史上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追根溯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罗马法的制度之上。
在罗马法上，人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三个关于人的概念，既霍谟（homo）、卡布特（caput）和泊尔梭那（persona）。Homo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即是自然人，但不一定是权利义务主体，因此，也不一定有权利能力。如奴隶也属于自然人（homo），但是，他们原则上不能作为权利义务主体，而只能作为自由人的权利的客体。Caput原意是指头颅或书籍的一章，罗马古时，户籍登记时每一家长在登记册中占有一章，家属则名列其下，当时只有家长才有权利能力，所以caput就被转借指权利义务主体，表示法律上的人格。但是，家属和平民都不是权利义务主体，是没有权利能力的。Persona则表示某种身份，是从演员扮演角色所戴的假面具引申而来。罗马法中具有“persona”，除了他是生物人之外，还要具备其他基本条件：他必须是自由的，如果他要成为市民法上的人，他还必须是市民。因此，在罗马法上，并不是所有的自然人享有权利能力，而是因具体的人的家族血缘、性别、国籍以及是否为被解放的奴隶等身份要素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而要作为完全的权利义务主体，需要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当时，还不曾用现代的“权利能力”一词来概括这种资格，而用人格或人格权（caput）来总称这三权。
罗马法所开创的“生物人与法律人的分立”，是以罗马法上奴隶的存在为社会背景的。罗马法以身份为基础的法律人格不平等，继而导致的权利能力的不平等，一直延续到中世纪。虽然自古希腊开始，西方社会就产生了主张人人平等的自然法思想，这种思想对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中世纪教会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改变法律上人格不平等的地步。进入到近代以来，当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提出人人平等的要求时，它对于法律的影响有着更强大的说服力，这就是近代的自然法思想。近代自然法思想宣扬基于自然法则所生的人的理性，主张理性基础之上的人人平等，强调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这种思想对于《法国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据资料显示，《法国民法典》的立法草案曾经明确宣称，自然法具有法律渊源的效力，同时也是《法国民法典》上“法国人均享有私权”这一规定的依据。因此，以《法国民法典》为先驱，在民法上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所有的生物人均成为了法律上的人。
在《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则强调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而反对把自然法看成是民法的法源。同时，康德哲学与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针对自然法所强调的基于自然所生的人类理性，康德哲学反对把人的理性系于自然法则之上，而是主张它来自于人的内心意志。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之下，继德国历史法学之后的学说汇纂学派，开始立足于逻辑，来诠释罗马法的技术。于是，实在法各个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体系，备受重视。这在民事主体的制度构建上，就表现为《德国民法典》用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实在法”依据，来替代《法国民法典》的民事主体的“自然法”依据。这个实在法上的法律人的依据，就是权利能力。确切地讲，权利能力的概念，是《德国民法典》的主体制度扬弃《法国民法典》的结果。因此，在德国民法上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所有的生物人均成为了法律上的人。但是其依据与《法国民法典》的“自然法”不同，而是“实在法”的权利能力：“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德国民法典》第1条）。以后各国民法典或民事法律中大多规定有权利能力的条款，但是都和《德国民法典》一样，对权利能力本身未作任何界定和描述。
五、无国籍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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