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建宗 ]——(2000-10-25) / 已阅10277次
亮丽风景映照中国司法实践
检察日报2000年02月23日
编者按：当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之际，他(她)就处身一个陌生的环
境之中，一个语言符号所构建的各种关系当中。当他(她)逐渐将妈妈、
爸爸以及二者的关系与实在物一一对应完成后，他(她)实际上已经陷
入了语言的“圈套”之中——他(她)必须按照既定的语词意义和语法
关系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和思维，以便尽可能适应这一环境。这就是二
十世纪的符号学说，它的核心思想是∶既成的符号系统控制主导着我
们，它的逻辑关系具体化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同样，在一个法治社会
中，一个由制服、国徽等组成的环境中，本身就充满了陌生感和神秘
性，我们的生活也就是由一系列独特的法律符号和仪式及其运作来显
现和标示的。本版编发的一组稿件正是在这一哲学范畴中从符号学的
角度观照了我国法制的文化含义，虽显疏括但极明朗，对于作为法治
之核心的司法，其符号与仪式的现实意义尤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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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司法人员（法官和检察官）开始
统一着装（制服），与司法相关的法律符号与仪式也正式形成；在此
之前，我国司法人员是着便装的，法律符号既不明显，法律的仪式也
就不那么正规。因此，我国司法人员的统一着装和法律活动的仪式化
追求及其程式定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极其缺乏法治传统和法治资源
的社会走向法治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至少，它以其鲜明的符号和
仪式强调了法律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从而在我国社会对全体社会
成员进行了虽然极其简单、粗糙但却非常具体、实在的感性十足的法
治启蒙。
在司法符号方面，最为明显和典型的乃是司法人员的服饰，我国
司法官员（也包括并不直接从事司法业务的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人员）
的“制服”一般是“大沿帽”——中间饰有金黄色国徽图案的“帽徽”，
上装肩部饰有“肩章”（“肩章”本身尚有其它装饰符号），帽子、
上装和下装的颜色相同（所区别者，检察官和法官的制服颜色是不同
的）；在场所安排方面，作为司法机构的办公地点的建筑物的外场通
常都有“围墙”、“门卫”设置，有巨大的“国徽”图案悬挂于外场
建筑物大门正上方，门口必定挂着写有该司法机构名称（当然也指明
了该机构之“级别”）的标牌，有时候外场建筑物屋顶或者正门院内
也竖着高高的旗杆甚至悬挂着国旗。当然，基层司法机构特别是基层
法院（尤其是我国广大农村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的外场除了表示自
身名称及性质的标牌外，大致与民居无异，没有更多的外场符号可以
显现其独特之处；在内场安排方面，其直接举行司法仪式的场所，各
种“道具”的摆放，内部装饰及结构安排都大体一致，而非举行司法
仪式的内场则与普通办公室没有多大区别，不具有特定化“符号”的
意义；而且，司法文书的“公文格式”也不同于普通文书格式。
在司法仪式方面，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庭庭审过程特别值得关注的
乃是：其一，主持案件审理的审判长和审判员在询问有关问题以了解
案情时所运用的语言及其“言说方式”，即他们比较普遍地使用（尤
其是在基层法院）大众化的日常生活语言，对有关法律规范和法律术
语的含义的解释也大多是通过“日常语言”和“大众话语”来进行的；
其二，有时，“审判长”和“审判员”在庭审过程中并不重视其服饰
。其三，进入法庭的门随时可以开也随时可以关，任何人可以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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