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涛 ]——(2004-10-17) / 已阅8208次
律师的光荣，谁的耻辱？
杨涛
新华社９月１４日报道，日前，全国法律援助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国８４个先进集体、１１２个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海南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毛骑军，因法律援助辩护使“死刑犯”无罪释放，并在海南省法律援助中表现突出而获得“全国先进个人”称号。
这一消息让我们对毛骑军律师肃然起敬，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到，建立为家境贫困的及可能判处死刑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的制度，的确很有必要，也任重道远。然而，我们要问的是，毛骑军律师将“死刑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是他的作为一名律师的无尚光荣，那么，当初将他从清白之身往死亡线推，又谁是的耻辱呢？
且让我们来看看毛律师代理这起案件的一些情况。２００１年，毛骑军受海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担任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的刘荣彬的二审辩护律师。毛骑军发现刘荣彬一案存在着许多疑点：首先，一审判决认定刘荣彬的作案工具是“一段钢筋”和“菜刀”，但一审判决采信的证据不能明确上述作案工具的来源及去向；二是一审判决认定刘荣彬用作案工具撬开铁门后进入被害人的卧室，但一审判决所采信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该事实；另外，一审判决认定刘荣彬用钢筋猛击邱某的头部致其死亡，也缺乏充分的证据。此外，一审判决在所采信的证据中，还存在其它诸多疑问，如公安机关的相关询问笔录前后不一致，现场勘查笔录经不起推敲难以自圆其说，与本案有关的重要证人黄某的证言却没有收集。 在毛律师的努力下，刘荣彬终于得以无罪释放。
在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实事求是，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也要收集无罪证据；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更是负有严格审查和把关的“客观性义务”，起诉被告人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要求；法院作为的审判机关，作为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要站在中立者的角度，兼听各方意见，特别在关乎人命的案件上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对于证据不足的，要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然而，这样一个疑点重重的死刑案件，居然逃过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三重把关，使得刘荣彬“顺利地”得以判处死刑，使其遭受近三年的牢狱之苦，我们不禁要问：在毛律师获得荣誉之时，有关司法机关是不是在自己的历史记录上抹了一道黑，该不该对有关办案人员问责呢？
从这一事件中，笔者认为，我们至少能得到这么几点启示：
首先是全社会应当高度重视法律援助，都来关心法律援助，让贫者、弱者都能享受到国家的司法资源。去年全国各地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加起来是1.52亿元人民币，人均法律援助经费才一毛多钱。比起一些法援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有明显差距。英国6000万人口有17亿英镑的法律援助经费，我国的香港600万人口有9.5亿港币，美国光民事方面就有3.5亿美元，刑事方面则高达30亿—40亿美元。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社会各界应当积极伸手捐助，而律师们也应当认识到进行无偿的法律援助是律师对社会的责任，在这片天空里也是能大有作为。
其二、要用“问责制”等形式来保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执法、司法人员牢记自己负有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打击犯罪也要保障无辜者免受追诉的“客观性义务”。同时，要更加重视法院的中立和独立性的制度设计，法院是中立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被告人之间的第三者，“公、检、法互相配合”的原则应当是从宏观意义上讲，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互相配合”应当让位于中立审查，不能迁就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意见和败诉后可能面临的处境。
最后，对于死刑案件的审理要坚持审慎、谦抑，死刑案件的复核权应当适时上收至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全国已经出现多起被判死刑、死缓的被告人改判无罪的案件，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家一些地方法院对于死刑案件的审理不够审慎，对于有疑点的案件没有站在“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实行“疑罪从无”的原则。鉴于省级法院的死刑案件二审与复核程序合二为一的现象，不能起到对死刑案件充分把关的作用，因而，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将下放的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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