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明学 ]——(2004-8-23) / 已阅49407次
可以看出，熊彼特非常重视政治家在治国中的作用。他认为，古典民主学说把某种完全不现实的首创精神归诸选民，实际上等于抹煞了领导权。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政治家竞取领导权的过程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并无二致。政治市场如同经济市场，选民就是消费者，他们的“货币”就是选票。选民用选票“购买”合意的商品---政治家或政治主张。政治家就像企业主，他们的政纲或许诺就像企业的产品，他们带着这些政纲和许诺来到政治市场，通过政党、竞选班子、大众媒介等工具，利用广告宣传、口号煽动以至欺诈阴谋等手段来争取人们的选票，得到或�；ひ训玫降淖髡尉龆ǖ娜�。选民则带着选票来到政治市场以换取预期的利益或政治家的承诺。这样，政治竞争使政治家的政纲与选民的利益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嫁接。
熊彼特的理论在西方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到七十年代，这场辩论结束了，熊彼特赢了�！� 人们愈来愈注重对两种民主理论进行区分，一种是理性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理论，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和程序的民主理论，并且后者逐渐取代前者，成为理解现实民主制度的本质、运作方式以及兴衰原因的主流理论和方法。目前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民主就是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体制，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政治。
（二）萨托利的竞争---反馈理论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民主理论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y），沿袭了熊彼特的政治竞争理论，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补充，提出了一种竞争---反馈式民主理论。萨托利也反对把民主看作是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认为政治关系中的统治者总是少数人，被统治者总是多数人，强调民主也是少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的被统治，当然，民主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制和独裁的统治。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不在于统治者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其实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统治者总是少数，问题在于专制政治不是人民授权的统治，不是权力受到有效限制的统治，而民主政治则是通过选举、竞争，使少数人得到人民授权的统治，是权力受到了有效限制的统治�！懊裰魇钦庋恢种贫�，其中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 领导者只能从被领导者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举中产生；如果“别人向你授权的权力受到损害或纂改---通过压制不同意见或不提供其他选择---民主便从根本上被扼杀了�！� 萨托利注意到，熊彼特的观点中只注意到民主过程的输入方面，即通过竞争选票获得政治权力，这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了竞争---反馈式的民主理论来改造并补充熊彼特的竞争理论。选举从输入意义看，是政治家通过竞争获得政治权力，体现了民主，这是熊彼特看到的一个方面。从输出方面看，当选的统治者在其决策时，受着选民对统治者的决策的反应的制约，因此，要考虑民心的向背，民众的意愿。选民的选举权就以反馈的方式制约着统治者的决策，这样选举就不但从输入意义上而且从输出意义上保证了政治过程的民主性质。
（三）戴蒙德对政治竞争学说的进一步修正
美国学者戴蒙德（Larry Diamond）也充分肯定了熊彼特的观点。不过，他认为熊彼特的民主观需要不时地重新解释，因为这种民主观“并不注重所涉及到的基本自由，也不试图把这些自由纳入对民主的实际测量之中�！� 这种民主观的风险是“选举主义的谬误”，过分强调选举的竞争性，而忽略了民主的其他维度，忽略了多党选举，即使真正是竞争性的话，也会有效地拒绝给人口中的一部分人以机会来竞争权力或伸张并捍卫其利益。这一错误还在于把决策权的重要领域置于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控制之外，不论对民主多么重要，选举也只是周期性地进行，也仅仅只允许公民在由议案所提供的高度集中的不同方案之间进行选择。他认为，竞争性的选举只是民主政治最低限度的要求，有些国家有合法的反对党，甚至有选举民主的许多其他宪法特征，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一个关键的要求，即存在一个充分公平的竞争领域，这样允许执政党可能在选举中被逐出权力。他将这些国家称为拟态民主国家（pseadodemocracies）。拟态民主有许多种的形式，其中包括半民主国家（semidemocracies）。半民主国家仍然包含着多党的选举，不过，执政党广泛地使用压制、恩庇、媒介控制和其他工具来把反对党降低到一个“二等党”的地位。
同其他西方学者一样，戴蒙德认为自由民主才是完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附带提及一下，按普拉特纳的说法，自由民主一词中的“自由”，不是指谁来统治，而是指如何实施统治。它尤其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受到限制，特别是受到根本法或宪法的约束，但归根到底是受到个人权利的限制。 戴蒙德认为，自由民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超越了熊彼特的“选举民主”或拟态民主：首先，除定期的、自由的、公平的竞争性的选举和普选权之外，自由民主不允许军人或其他政治力量享有“保留权”，因为这种保留权不直接或间接地对选民负责。其次，除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有纵向的责任（这种责任通常由定期的、自由的和公开的选举来确保）外，自由民主还要求官员对官员之间有横向的责任制度，这种责任限制了行政性的权力，因此也有助于保障宪政、法治和审议过程。第三，自由民主还包含对政治和社会多元主义的广泛的规定，以及对个人或团体的自由的广泛的规定。除此之外，戴蒙德认为，自由民主还具有以下的特征：（1）真实的权力在事实上以及在宪法法理上都归于选举产生的官员及其任命的官员，不是归于那些不负责任的内部行动者（如军方）或外国；（2）行政权受到宪法的约束，并对其他政府机构，诸如独立的司法、议会、调查专员和总审计长负责；（3）在自由民主下，不仅选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因为有大量的反对票，也不仅因为政党要不时地轮流执政，而且不能剥夺任何一个坚守宪法原则的团体组党和参与选举的权利（即使选举的门槛或其他规则会阻止其他一些小党赢得在议会中的代表席位）；（4）对于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和其他少数民族团体以及传统上无权无势的人，不应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阻止他们在政治过程中表达其利益或使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5）除多党共存和周期性的选举外，公民应有多样的、持续的渠道和手段来表达并代表其利益和价值，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自治性结社、运动、团体，而他们可以自由缔结或加入这些组织；（6）除结社自由与多元主义外，应该有替代性的信息来源，包括独立的媒体，对这样的媒体，公民可以（在政治上）不受限制地加以使用；（7）公民有实质性的信仰自由，舆论自由，讨论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和请愿自由；（8）公民在法律之下和政治上是平等的（即使他们在各自拥有的政治资源上十分不平等），个人的或团体的自由应有效地受到独立的、公平的司法�；�，其他权力中心司法部门的决定应该执行，并加以尊重；（9）法治�；す衩馐懿徽钡木薪�、流放、恐怖、折磨，以及对其私人生活的不正当的干预。
戴蒙德指出，自由民主的这些要素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me）在其年度的世界范围内自由调查报告中所使用的标准。对自由的两个维度：政治权利（如竞选的权利，反对的权利和参与的权利），以及公民的自由，都用七分制来测量。1分表示最自由，7分表示最不自由。在这两项自由的平均得分在2.5或以下的被认为是自由国家，得分在3到5.5分之间的被认为是部分自由的国家，得分在5.5分或者更高就是不自由的国家，自1974年以来，经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洗刷，世界上实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有很大的增加，但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却相对原封不动；只有少数几个政权（大约略多于20％）没有举行过某种程度的多党竞争选举。
综上所述，由熊彼特提出的政治竞争理论经过萨托利、戴蒙德等政治理论家的修正、充实与发展，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对民主理论界而且对西方及全球民主化潮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政治竞争的作用
竞争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驱动力量。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竞争时指出：“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轨道，并迫使资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以前就加强过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 正因如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当然，这是讲竞争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应该承认，竞争对政治发展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维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政治权威的基础。如同货币是市场体系的硬通货一样，合法性是政治体系在整个社会市场中的硬通货。如果一个政权丧失了合法性，那它就只有默默地等待垮台。所谓合法性，指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信仰、支持和服从。阿尔蒙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
合法性主要包括政策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二者对于一个政权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任何一个政府，哪怕是独裁政府，如果它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塑造公正的政治法律结构等方面富有成效，它都会获得大多数人民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具有良好的合法性。相反，一个政府，即使是最民主的政府，如果它的主要政策持续失败，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处理无能为力的话，它的合法性也会慢慢消失。所以，一个具有良好合法性的政府，不仅在政策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都要求具有较高的合法性。
在《第三波》中，亨廷顿进一步将制度的合法性和统治者的合法性区分开来。他指出：“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会作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一群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不过，在除一党制之外的威权体制下，在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之间不可能作出明确的区分。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 的确，民主政府和权威主义政府的基本区别就在于，由于在民主政治中存在政治竞争，所以，一旦执政党的政策失效，丧失了合法性，可以通过人民在选举中的选举反映出来，可以通过政府换马来建立新政权的合法性，从而避免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冲击，维持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相反，在权威主义政府中，由于制度合法性和统治者的合法性无法区分开来，一旦政府决策失败，则不仅政府倒台，而且基本的政治制度也会面临合法性的�；�，从而导致整个政府体系的解体或变迁。
（二）防止腐败，确保政治权力良性运行
在任何社会，都验证着同样一个普遍的真理：长时期地掌握权力，本质上必然趋向于腐败。这是由于，在一个集团长期控制政权的过程中，就会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封闭的官僚特权集团；他们有着一致的利益，顽固地维护着现状，利用他们的垄断权力和地位，对社会资源进行独占性的分配。权力的自然的更迭，也是在这个封闭的小集团的少数寡头之间进行，既与其他集团无关，更不会涉及社会的普通公众，权力的更迭不会改变权势集团的内部结构，所以，在一个集团长期统治下，政治腐败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前苏联的一党统治及其历史命运，典型地验证了这一社会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通过暴力彻底消灭了其他政治党派，建立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同时，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体制确实实现过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闭的垄断性的官僚特权集团逐渐形成并给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官僚特权的抗阻，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败；同时，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官僚集团的普遍腐败还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何防止政治腐败，确保政治权力的良性运行，或许是政治学最为根本、最为永恒的话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皇权主要受到道德、神意和习惯的制约，很明显，这种制约无法从根本上抑制皇权恣意、任性的行使。近代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创立了分权与制衡学说，主张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权彼此分立，互相制约。勿庸置疑，这种分权与制衡制度是人类反对暴政，克服腐化政府的重要制度安排。不过，这种制度安排隐含着一个前提条件：执政者有下台的危险。如果没有这一条件，政治权力由某一人、某一集团长期垄断，那么再有效的制度都不足以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徇私舞弊。政治竞争可以说是从根本上确保政治权力良性运行的有效方式。因为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使执政者不可能长期垄断政治，难以形成一个封闭的官僚特权集团，并且反对党的监督也迫使执政者必须正确合法使用权力，不能为所欲为。
（三）塑造均衡的政治秩序，维持政治稳定
传统政治秩序是一种非均衡的政治秩序，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性的关系。政治斗争的结果总是一个政治集团摧毁另一个集团，由此造成国家和社会的两极化，一方面，执政者权力异常强大，逐渐脱离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社会缺乏自主性，社会处于萎缩之中而无法制约国家。这样，整个社会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阶层）；特权阶层和无权阶层。它们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
政治竞争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这种非均衡的政治秩序，塑造了均衡的政治秩序。这体现在：（1）政治竞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均衡。因为，竞争者要上台执政，必须征得选民的同意，选民拥有自由选择政府的权利，这是天赋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对此予以限制或剥夺。选民选择哪个政府，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竞争者必须充分表达选民的意愿，并竭力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如果一个政党不关照或不能很好地关照选民的利益，其他的政党就会这样做，它就会被选民抛弃。所以，在这种制度下，为人民服务，为大众谋福利，第一次成为政府的内在要求。国家也不再是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而是真正成为选民用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手段。（2）民主政治的制衡机制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内部的制衡，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制衡，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制衡，政党之间的制衡等，共同构成一个政治均衡的政体，并通过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保证公共决策能够体现和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塑造均衡的利益格局，其中，最关键的是维持政党之间的均衡。因为政党既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者，也是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的主体，是现代国家的政治领导力量。从公民、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关系看，他们主要是通过政党这一媒介与国家的政策直接关联，并将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愿望表达到政府。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多种权力机关的关系看，在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体制中，权力之间的分离，虽然本身就构成一种制衡关系，但是，如果不同的权力机关由同一个政党控制，那么，毫无疑问，三权之间的制约和平衡关系就会被破坏。所以，权力制约的实质是控制不同权力机关的是不同的政党（其中，司法中立于政党政治），竞争着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制约和平衡是民主政治制约的实质。而在英国式政府体制中，立法权和行政权是融合的，是由一个议会多数党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机关的制约，只有依靠反对党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反对来实现。总之，政治竞争使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权力始终无法强大到不受制约的程度，并通过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易位来维持政局的动态稳定，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正因如此，西方国家（如英美等国）实现了长达200－300年的政治稳定，在这期间，没有发生政变，内战和重大动乱，从而导致了这些国家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四）促进政治参与，提高民主程度
政治参与与政治竞争一样，也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美国学者达尔就曾指出，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参与与竞争�？贫魃踔寥衔�，“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成员是否参与来确定的，而民主的深度是由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是由参与的性质来确定的�！� 现代民主是代议民主，与古代直接民主不同。在古代，由于城邦国家领土狭小，贸易不发达，特别是由于奴隶制的制度为自由人提供了闲暇，古代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政治生活。那种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被认为是无用的人。在现代，由于商业的发展，奴隶制的被取消，疆域的扩大，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更丰富、更复杂。在古代，政治是自由的人们生活的中心，而在现代，政治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就参与政治而言，如果说，古代公民意味着“专职的公民”（full time citizen）的话，那么，现代公民只能是“兼职的公民”（half-time citizen）。这意味着现代公民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而参与政治却降低到了次要的地位�？疾斓贝鞴�，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公民的政治冷漠现象都十分突出，其他不论，单就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投票而言，近年来，大量公民放弃投票已严重威胁到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美国学者谢茨施耐德考察美国不投票现象后担忧地说：“即使所有因素考虑在内，在美国，不投票现象是如此广泛，以致通常从具体的心理和受教育因素角度对之所作出的解释都无法令人满意�！薄叭绱斯惴旱牟煌镀毕窒蟾拦裰魍渡狭艘徊愎钟�，因为它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深刻矛盾凸现出来�！� 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社会的性质、年龄、结社、社会心理因素等。 而是否存在政治竞争以及竞争的激烈程度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不存在政治竞争的国家公民投票率较低（有些国家可能很高，但一般属于强制性、动员性投票）。而存在政治竞争的国家，公民投票情况视其竞争的激烈程度而定。当政党之间政见分歧明显，冲突十分激烈，那么卷入政治的公民相对较多，如果政党之间政策趋同，对选民没有多大的吸引力，那么公民放弃投票的情况就较为普遍。由此可见，相对于其他方式而言，政治竞争有助于扩大政治参与，竞争越激烈，政治参与越活跃。
（五）推动政策创新，适应社会变迁
表面看来，在政治竞争中，各个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攻讦，你拥护的就是我反对的，导致政策经常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不符合现代政府决策的理性化和科学化要求，也不利于维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通过深层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形并非如此。首先，政治竞争推动政治集团表现出尊重客观规律的趋向。各政治集团要能够在竞争中获得胜利，除了让大众相信自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最好人选外，还必须让大众相信他们的政策是理性的，合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制定的政策不成熟，就可能成为对手的靶子，哪怕是一个数字上的失误，都可能成为对手攻击的目标，从而出现被动局面。因此，各政治集团在制定政策时都十分审慎，极少出现违背客观规律的情况。其次，政治竞争推动政治集团的政策趋向一致性（共识政治），各政治集团除了争取传统的支持者外，还要力争其他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如果政策太极端，就很可能失去这部分支持者，因此，各政治集团的政策往往都比较温和，同时，各政治集团还必须开放自己封闭的意识形态，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以及对方政策中受选民支持的内容。如果一个政党不能很好地将对方的政策（尤其是受选民欢迎的政策）纳入本党的政策纲领中，它就会失去一部分选民。所以，政治竞争使各集团的政策出现“趋同”现象。并且，执政党在施政时，还往往参考反对党（前执政党）的政策，以利于治理。美国自1980年以来，共和党里根政府推行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1992年民主党人克林顿上台后，继续推行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美国经济，形成了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最长的一个增长周期。政策“趋同”现象，在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都存在。政策“趋同”有利于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避免政策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因此绝不会发生类似中国领导人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端决策。
政策趋同并不意味着各政党间的政策没有差别，差别是有的，只不过是属非原则性的差别；也不意味政策是停滞的，难以适应社会的变化。相反，政治竞争推动各政党进行政策创新，以适应社会的变迁。社会是变化无常的，没有一种永远有效的政策。对于执政党来说，要稳固执政地位，要在下次竞争中继续执政，都必须进行政策创新。对于在野党来说，要在竞争中战胜执政党，除了有效地抓住执政党政策的不足，对其进行攻击和批评外，还必须树立自己的旗帜，使选民看到新的希望。没有创新，执政党就难以维持自己的政权；没有创新，在野党也难以取得政权。特别是当社会出现重大变迁，原有政策难以适应这一变迁时，谁提出新的主张，谁就可能上台执政，而新的主张取得良好的社会绩效，普遍得到社会认同时，其他的政党就会逐渐接受新的主张，从而导致政党间的政策又趋于一致。当新的社会需求出现时，一个政党反应迅速受到选民支持当选执政，另一个政党或者多个政党就会逐渐地接受该党的新的政策出张；如果一个政党在别的政党执行一项新的政策而持续成功地执政时，仍然抱守残缺，甚至攻击该党这一成功的政策，只能是自取灭亡�！�，实际的结果是政党间在新的政策基础上取得新的一致。政策创新，政策变迁和政策一致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政策周期，社会在这种螺旋式的政策变迁中不断地发展着。
（六）维护人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权，通俗地说，就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权利。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享有属于自己的权利，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西方一位学者曾说，“如果一个人的舌头都不属于他自己的，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仅此一语，足以说明人权对人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争取和捍卫人权，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又称“中国人权白皮书”）提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从第一次提出‘人权’这个伟大的名词后，多少世纪以来，各国人民为争取人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就世界范围来说，现代社会还远没有能使人们达到享有充分的人权这一崇高的目标”。
要实现人权，关键在于建立一种良好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一方面必须以�；と巳ㄗ魑渥罡呒壑�，另一方面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现代权力理论认为，政治权力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它一旦被赋予某些私人，就会激起其隐藏的恶性，犹如洪水猛兽，难以扼制。不受限制与制约的权力乃是对人权的最大的威胁，“一般来说，每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它可能属于一个国王，一个士兵，一个强邻――不仅会侵犯其附庸，而且会侵犯任何权力弱小者的生活�！� 正因为如此，我们常说，专制政治无人权可言。专制权力是一种不受制约，具有极强渗透力的权力。专制政治对社会的渗透使社会中的每一个要素、每一个团体及每一个“人”均具政治性质，失去了自身的本质和独立性。只有君主具有独立的意志和主权，是完整的人，其他人都不是人，“无非是一种非人民”，在这里，“实际发生作用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异化，惟一发生作用的人，即国王，是与众不同的存在物，而且还是被宗教神化了的、和天国与上帝联系着的存在物�！彼月砜怂妓担骸熬髡宓脑蜃艿乃道淳褪乔崾尤�、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政治竞争对维护人权具有至为重要的作用。由于存在政治竞争，执政党下台成为平常事，如果执政党侵犯人权，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它就可能被赶下台。所以，执政党以及其政府必须注重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注重公共福利事业，而不能仅谋取一党之私利。萨托利指出：“竞争出现在文明社会中，恰恰是为了限制、教化、最重要的是取代（权力的――引者）侵略性。一个竞争性制度，正如它现在的发展状况那样，足以使我们疲于奔命，然而我们也可能退出；我们能够退出，而且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根据竞争法则，谁也无权侵犯我们”。而在某一个人、某一政党垄断政治，在不受制约的富有侵略性的权力面前，无权者除了坐以待毙，别无他途。不仅如此，政治竞争使政治体制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我们常说，“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此话没错，但并不意味着只要温饱解决了，人权就实现了；最重要的是人的发展权得到实现。实现自我价值是人活着的最终目的。如果一个政治体制封闭，难以吸收精英人才到政治体制中来，那么人权就不可能得到切实的保障，人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限制。由于政治竞争，任何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总统，成为执政者，这就能够极大的激发个人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自现自我。
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政治竞争也具有两面性，也存在瑕疵。熊彼德指出，“争夺当权职位的竞争，一方面浪费了人员和精力，另一方面民主过程很容易在政治领域里创立一些条件，一旦这些条件确立，就将把能在政治领域以外其它领域作出成就的大多数人赶出政治领域�！� 另外，政治竞争常常诱使政治家对选民作出空头许诺，一旦上台执政，这些许诺很难付诸实现，使选民往往感到政客们台上是一套，台下是一套，从而对投票持冷漠态度。不过，相对于政治竞争的正效应而言，政治竞争的负效应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我们绝不能因为政治竞争存在负效应而因噎废食，盲目加以排斥。正确认识它的正负效应，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态度。
第二部分 西方政治竞争透视
本文所说的“西方”，是一个特定化了的概念，它指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仅包括西欧各国，而且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日本等国。限于篇幅，本部分主要以英美法德日等国为对象，考察政治竞争的有关问题。
一、政治竞争产生的历史条件
政治竞争起源于西方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是近代西方经济、政治及文化全面转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制度的建构都是当时各种社会背景的综合产物，不管这种背景是属于人文的，社会科学的、还是自发的或外化的�！� 政治竞争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多元主义、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仰、亲历代议制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这些条件不仅是政治竞争产生的条件，也是非西方社会移植政治竞争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经济因素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必须从经济中去发掘政治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的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兴起的政治发展理论或曰发展政治学及其代表人物诸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李普塞特等亦充分注意到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实证方法通过统计资料对欧美国家政治发展研究后揭示出一个历史事实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用达尔的话说，就是“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一般的竞争政治，尤其是多头政制中的竞争政治的出现率有密切的关联”， 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则产生竞争政治的概率就越大；反之，经济发展未达到一定水平时，则这种概率就越小。
从根本上说，近代西方政治竞争的产生正是缘自经济发展的推动，确切地说，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西方国家是内生型的第一批现代化国家，工业革命促进了这些国家迅速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海外殖民扩张不仅增长了物质财富，而且大大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状态，使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成为现实。市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逐步脱离了国家的控制而取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国家不再无限制地干预经济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不允许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须的范围内�！� 一个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正是政治竞争产生的基础性条件。（2）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从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格局。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必然存在不同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会在政治领域表现出来，集中体现为各个集团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所以，政治竞争是与市场竞争相适应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代替封建所有制关系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3）市场经济内含自由和平等。市场经济的独立发展完全是以等价交价为原则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血缘、门第、权利、民族、国家、宗教之间的差别，而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交换的惟一尽度。在市场经济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无论是画家的劳动还是樵夫的劳动都是平等的�！捌降群妥杂刹唤鲈谝越换患壑滴〉慕换恢惺艿阶鹬�，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也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 经济领域的自由和平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个阶层和集团都有竞争国家政权、参与国家管理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所以，“政治竞争从原则上说来，是经济自由和政治平等权利的逻辑结果，是从人们享有自由权利和平等权利中引申出来的�！�
（二）政治因素
从政治因素看，政治竞争的产生与代议制、政党制、选举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代资产阶级原本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受压迫阶级，他们对专制、暴政有着强烈的恐惧。在用暴力摧毁封建政治结构之后，资产阶级不是用更为落后的制度取而代之，相反，资产阶级深知，统治只有借用人民的名义，才能够长久存在下去。因此，资产阶级在建立新的政治结构时，始终坚持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防止专制和暴政，二是发展民主。就前者来说，西方国家建立了权力分立与制约的机制，对防止权力专横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后者而言，鉴于现代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实行古希腊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此，资产阶级建立了代议民主政体。历史地看，代议制起源于英国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最初，议会只是一个供国王咨询的机构，只有一个等级：贵族。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深入，议会的成分不断扩大，扩大到包括一般的平民；其权力也不断下移。正如顾准所说：“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不断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 一方面，议会将直接民主体制下人民的无限权力缩小到不充分的权力，人民不再拥有直接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极少数公共事务除外），而是将其权力委托给其代表行使。另一方面，议会又成为各阶级、各阶层和平斗争的舞台。议会以多样性和不同政见为基础，在议会中，代表同一阶层或利益集团的议员自然结成政治派别，最初，这些派别主要力争成为议会多数，以使他们的政治主张成为多数人的意见；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执政者赶下台。于是，这些政治派别最终走出议会发展成为政党。政党是自由结社的产物，它是“在政治空间展开‘共同竞争’的组织（在‘竞争’与‘对抗’中表现存在的根据和生命源泉）”，“他们吸收和动员游荡于政治领域的各种利益及思想，并试图以这种力量为依托去夺取政治过程的持续支配权�！� 政党始终以控制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争夺国家权力为目标，离开了国家权力，政党几乎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力。当然，政党并不是以武力夺权，而是在选举中夺权。所以，政治竞争与选举活动密不可分，“甚至说，选举制造成了竞争性政党制度也许不算过分。围绕着议会或总统的选举，各政党才有竞争的目的、竞争的理由和竞争的内容�！�
（三）文化因素
从文化因素看，政治竞争与近代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世俗化，美国政治学者萨托利曾作了一个说明，他说：“当神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宗教领袖和政治领域相分离时，世俗化就出现了，因而，政治不再得到宗教的援助，它既失去了它的源于宗教的僵化教条主义，也失去了它的宗教式的强度�！� 简言之，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指政治不再为某一特权阶级所垄断而成为全民和全社会的共同事务，政治也不受神权的控制而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以及形成的与此相适应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是欧洲史上最专制最黑暗的时期。中世纪的政治文化是融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于一体的神权政治，与这种神权政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神权政治论，整个社会都拘伏于神学政治的囚笼中。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在这种极其独裁与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广大民众不仅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而且被驯服为一种政治动物。在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神权政治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进步的思想家们在意识形态中开始向神权政治发出挑战，从而启动了近代的政治世俗化进程。先是发端于意大利并进而波及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继之而起的思想启蒙运动都形成了对神权政治的强烈的冲击波。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杰斐逊、潘恩等启蒙思想家运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不仅抨击了神权政治，抹掉了笼罩在封建专制制度上面的宗教蒙昧主义，而且论述了国家、政治社会、政府和法的起源与形式，使国家、政治、法律等问题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决定性地把政治推入了较高的世俗化时代。在资产阶级所制定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都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和选举的权利；在政治结构方面，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拥有较高的权威，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其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而且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互相制约。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政治的平民主义时代的到来，人民不再是专制体制下的被奴役对象，而是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兴阶级的崛起，代议民主制的建立及政党的成熟，以个人权利、法治为核心的民主文化，是西方政治竞争产生的根本条件�？梢运�，离开了任何一个条件，政治竞争都不可能产生。
二、西方政治竞争的表现形式
西方政治竞争主要体现为政党之间的竞争以及政党内部的竞争，这与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魏弗尔蒂认为：“民主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双重的竞争过程：其一是普选中党派之间的竞争，其二是这些党派内部政治家们争取党内领导权的竞争�！� 此外，利益集团、智囊团等政治组织作为政党的后援力量，对政党竞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之间的竞争是政党竞争的必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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