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钢 ]——(2020-1-6) / 已阅7850次
贯彻执行新修订的《问责条例》要解决好三个关键问题
广西 李钢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根据新形势新实践，进行了较大力度的修改完善，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问责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方式等，力求解决问责工作存在的不履职、履职不力，问责泛华、简单化、粗暴华等问题，回归党内问责的初心使命，不断提高问责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
《问责条例》主要精神与内容继续保持了稳定性，根据形势的发展，补充完善了一些新的内容与要求，根据问题导向和实践需求，对程序和方式进行了重点规定规范，体现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和管党治党工作的与时俱进、继承创新。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的完善相对容易，但制度执行力的提高却任重道远。梳理2016年版《问责条例》执行中出现的不履职、问责不力、问责泛华、简单粗暴等问题，都是出在执行环节上，但执行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环节，其前后紧密相连的理解和监督环节也同样难辞其咎。要贯彻执行好《问责条例》，就需妥善解决好理解、执行、监督三个方面的问题。
提高学习能力，准确理解《问责条例》，解决好理解偏差的问题。旧版条例对问责的内涵和对象、主体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但实施了三年多，依然还存在对问责概念内涵不清楚甚至错误理解，将问责与一般意义违纪违法审查调查混为一谈；对问责对象主观扩大，扩展到一般干部甚至党外干部；对问责主体不清楚甚至选择性失明，党委（党组）和党的工作机关不履行问责职责，一律将之推给纪委。这些问题的表象是理解偏差，其根子是不认真学习，或是学习能力不足，未能准确理解条例的真正内涵与要求，是对党纪法规不重视的体现，也是学习意识和能力欠缺的体现。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真学深学真懂，在认识理解上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误读误解，不允许有折扣变通的半知半解，为贯彻执行好条例打下扎实可靠的认识基础。
增强法治思维，依法执行《问责条例》，解决好执行偏差的问题。作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积弊已久的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需要我们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和永远在路上的精神状态，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党内存在的特权思想、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成为严格依法执行党内法规的重要障碍。由于如上思想作祟，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问责的必要性、范围、情节、处分档次、程序等方面，不是严格对照《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的规定去考虑和认定，而是无视法规规定，任意扩大问责范围、随性认定情节与责任、粗暴对待被问责对象的辩解、不尊重问责程序，甚至人为打乱问责与执纪执法的界限。表现虽然多种多样，但根子是法治思维严重欠缺，有法不依、执纪不公、执法不严，证据不力、程序非法、手续不全，这些都是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大敌，如不及时纠正，将会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成重大损害。必须增强法治思维，培育和强化依法问责的理念，方能解决执行偏差问题。
强化监督力度，勇于刀刃向内自我纠正，解决好监督偏差的问题。无论是理解的偏差，还是执行的偏差，在三年多的实施历程中都不是毫无迹象的，问责不力、泛华、简单粗暴等问题可以通过不少渠道暴露了出来，如审理监督、案管监督、会议讨论监督、上级质量评查监督等内部监督，但从目前来看，更多的是依靠媒体的曝光来进行有限监督，如不接电话被处分、不及时报材料被问责、教师街边摊买菜被通报、工作群发砍价链接被通报，等等。我们必须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敢于自揭、自亮家丑，强化对问责工作的程序再造和监督机制的重构，既要有问责不力、泛华等问题发生的预防机制，又有发生之后的发现纠正机制，让问责权力受制约和监督，确保问责工作在法治和受监督的轨道上运行，真正做到依法依规、依据事实进行问责，问到实处、真处，要让被问责对象和群众都满意和认可，真正发挥问责对规范党员干部执政行政行为，正确贯彻落实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主动性、创造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