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涛 ]——(2004-2-17) / 已阅9400次
祛魅与重构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资格的断想
杨涛
岁未年初，清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事，江苏省常州、徐州两市公推公选金坛、沛县两个县（市）的县（市）长推荐人选无疑令人瞩目。然而，在江苏省这次“公推公选”县(市、区)长的过程中，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的资格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都是相当有限。例如，沛县规定，参加“县长推荐人选”选举，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在45岁以下，在徐州市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两年以上。结果，徐州仅有89人符合这些条件。并且，只有副处级及副厅级以上的干部，才有投票权。
这就意味着没有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工作的不具备国家干部身份的人是无缘于公开选拔，也就基本上不可能以此途径成为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人。要成为领导干部或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要依靠公开选拔方式进入领导层，首先要进入国家机关、国有企业，获得资格，其次还要熬足资历，否则无法跨越那一道道高高的级别门槛。
然而，看看前不久的施瓦辛格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成功的消息，我们会获得不同的思考路径。我无从揣测州长的行政级别，但可以肯定施瓦辛格不是公务员，也与行政级别挂不上钩，那么，无任何从政经验的好莱坞影星施瓦辛格缘何能参加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竞选呢？这主要是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为他们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中普遍实行分类管理，将公务员分为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前者实行任期制由民选产生或政府首脑任命，后者实行常任制，多通过考试录用。像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曾是演员，并非官僚科层结构中产生，其竞选成功后组阁的各部长也许会考虑其经验与知识，但绝对不是都从原体制内挑选。相当于西方国家政务类公务员主要从事管理与决策的工作，专业性强的工作往往由业务类公务员承担，而在事实上证明，除特殊岗位外，具有相应知识与经验的体制外的人员担当也完全担当政务类公务员的职位。那么，在我们国家，公开选拔领导干部也相当于西方国家政务类公务员，体制外的人员为什么不能参加公开选拔呢？
那么，打破官僚体制的门槛限制，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有何益处呢？我们都熟知的是行使公权力的人都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一种权力带来的优越。这种优越感还因为行使公权力的人恒为管理者、相对人恒为被管理者而不会发生倒置得以增强。当然从权力来源而言，行使公权力的人也明白公权是基于民众授权而生，但如果仅仅是单纯是民众选举代表，再于代表选举国家机关领导人这一单一间接民主形式，单个选民的意志在层层转折中不断淡化，更多是众多选民的集中意志。而行使公权力的人在管理中真正面对的却是单个公民，单个公民权利通过代表形式制约权力过于遥远使得行使公权力的人几乎无关痛痒，换言之，他们可能不敢触犯众怒，却可对少数人横眉冷对，因此他们对于被管理者服务意识也不可能得以充分改观。所以，现代的民主不应仅仅包括选举，立法听证、行政公开等等直接民主形式也应得以充分张扬，选举前置的程序――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资格审查程序当然也应成为制约公权的直接民主形式。
但以干部、级别身份作限定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又使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资格审查程序当然也应成为制约公权的努力化为乌有。行使公权力者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更多的唯上级是从，对同为国家干部的同僚们保持几分谦卑，因为这些人是他们今天和明天的领导。对于被管理者，他们连资格的门槛都无法跨入，他们就永远不能成为行使公权力者的领导，行使公权力者也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其天然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往往就带来对私权的漠视。
换个思路，淡化干部、级别身份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也更有利于吸取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我们领导干部。各行各业都有其精英分子，“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 吸取他们进入更有利于打造一个高效务实的政府。更何况他们来自民间，曾是公权力的被管理者，有利于换位思考来善待权利。
所以，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资格审查程序要成为制约公权的直接民主形式，要真正从全社会高度选拔优秀人才，就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打破身份的限制，在选拔上只能是唯才、唯德是举，而不是仅从科层结构分明的官僚体制内选拔。只有在被管理者不是永恒的被管理者，管理者不是永恒的管理者前提下，行使公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不唯上，不唯内，真正形成服务意识。也可以有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进入公权力管理体制中来。角色的互动，体现出权力真正源于人民，借用韦伯的说法就是籍此经历一个“祛魅过程”， 祛权力之魅，还其本色、复其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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