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柏峰 ]——(2014-1-16) / 已阅9012次
相对于整体经验而言，个案经验本身就具有片面性。热点案件之所以成为热点，之所以引起社会轰动，是因为它与日常性案件有巨大差异。与日常案件相比，社会轰动性热点案件往往在某方面有着不同寻常的特征，因此才会引人注目。如果对日常性案件缺乏关注，学者就会从这种不同寻常的特征中获得对此类案件的经验。这种经验显然是片面的，而且学者很难知晓其在整体经验中的结构性位置。例如，近年来媒体报道了多起“钓鱼执法”、“暴力执法”的社会轰动性案件，一些学者对基层执法的经验感受可能都是暴力的、钓鱼式的，他们反而缺乏基层执法的基本经验，基层执法的一般特征被忽视，暴力执法、钓鱼执法的外部背景和内在逻辑因此被忽视。再如，从媒体报道的上访冤案中，一些学者获取了片面的经验，进而认为所有的上访都是维权，缺乏对上访的全面认知和整体经验，根本就想不到还有其它上访类型的存在。[11]
从媒体陈述的个案中获取的经验，对于个案的整体经验本身也是间接和残缺的。媒体上的个案，是被剪裁以后讲述出来的，学者据此获取的经验必然是残缺不全的。媒体之所以对个案进行剪裁，除了新闻记者的认知能力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新闻报道的性质要求的因素，以及媒体自身利益方面的因素，甚至有市民社会中政治斗争的因素。这里主要谈及三点：
第一，从新闻报道的性质来看，媒体具有放大某种特征的天然倾向。大众媒体是从事“拟态环境”再生产的机构，它营造的“拟态环境”并不完全与客观环境一致，而是根据其议程设置需要重新“建构”的。有人将媒体的这种议程设置和环境再生产的功能，形象地比喻为“聚光灯”和“放大器”。它不是客观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聚光灯”——照到哪里哪里亮，是“放大器”——放大一些特征和舆论，从而引起公众的关注。比如，2007年重庆“钉子户”事件在《物权法》通过之际很有新闻价值，因此“钉子户”的利益诉求，就有被媒体扩大化的嫌疑。很多媒体的报道表现出一边倒的倾向性，明确表示支持“史上最牛钉子户”，将“钉子户”视为“捍卫私产的典范”。但是，从很多报道来看，记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对事件的性质也没有准确把握。而“最牛钉子户”的要求是否合理，《物权法》是否保障他那样的个人权益，这并不是记者所能认定的。同样的问题，在“宜黄事件”的新闻报道中，表现得更加突出。[12]如果仅仅从媒体报道所获取的片面经验出发，对“钉子户”事件的认知和判断必定是偏颇的。
第二，从媒体商业利益来看，媒体有放大某些案件特征、缩小另一些特征、迎合某些情绪的动力。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媒体，无疑与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媒体角色的转变，使市场成为影响媒体生存发展的关键。谁赢得了受众，谁就能扩大发行量，提高收视率、点击率，进而赢得广告商的青睐。当今社会，媒体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媒体都希望通过独特的新闻报道体现自身的影响力。对热点事件的报道，更是成为媒体间展示技能的舞台和短兵相接的沙场。泛娱乐化、猎奇正在成为不少媒体运作的手段，甚至有媒体为了利益而不惜制造假新闻、编造假情节。在热点事件的报道中，不是探讨事物性质本身，而是将严肃事件包装成“娱乐信息”，强化事件的戏剧性悬念或煽情刺激，新闻越来越故事化、文学化。当前，媒体乐于以“社会良知”的面目出现，不关心事实，也不分析原因，而是对有社会不满情绪的民众投其所好，借机成为所谓民意的代表，进而谋求自身利益；同时一些所谓的专家也向媒体和民众献媚，于是形成了一个生产社会情绪的产业链。[13]在“宜黄事件”、药家鑫案等新闻报道中，不少媒体都有这种倾向。在如此媒体环境下，以媒体中的个案获取正确的经验，其难度相当大。
第三，从政治斗争和政治利益来看，媒体可能放大或缩小某些案件特征，甚至改变案件性质。媒体是所有政治力量的政治工具，政治力量依靠传媒发出声音、争取政治利益，实施意识形态控制和反制。媒体是统治阶级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也是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舞台。[14]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操纵媒体，大力传播他们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使广大民众将它们当作“常识”而接受，从而“自愿的”赞成和拥护。政党，以及大型的、具有社会权力的利益集团，都会利用媒体从事自己的职业性公关活动，其目的往往不是就某件争议性事务与其他参与者达成理解，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公共领域施加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权力可以扭曲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而媒体则是其中介和平台。[15]因为公共信息是经由媒体才为公众知悉的，媒体负责对信息的收集与公布。当前，各种利益集团、环境�；ね盘�、动物�；ぷ橹�、“反坝”团体、“工业党人”、“左派”、“右派”等都是活跃在媒体上的政治力量。在媒体受政治力量左右的背景下，媒体中的个案陈述极有可能服务于特定政治利益，从中获取的经验因此可能是偏颇的。
五、结语
讨论法律实证研究中“经验”，其意义在于强调经验对法律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对于目前理论引进颇多、现实回应不足的法学研究而言，经验尤其需要强调。从相关状况来看，法学研究应当重视“经验”问题的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运用西方理论时，需要厘清理论背后的经验基��；第二，在初步研究中获得“经验”后，需要准确定位既有经验在整体中的结构性位置；第三，对于从媒体中获得的间接经验，尤其需要有所反思，拨开其上的迷雾，正确理解它。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在面对中国的法律实践时，应当充分尊重经验的主体性地位，从法律现象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为中心展开铺陈，以经验所呈现出来的逻辑为中心进行分析，祛除理论、视野、偏见、利益、政治等因素的不当干扰。
注释:
[1]SeeMichaelHeller,TheTragedyoftheAnticommons:PropertyintheTransitionfromMarxtoMarkets,HarvardLawReview,111(3),1998,p621-688.
[2]参见刘练军：《比较法视野下的司法能动》，《法商研究》2011年第3期。
[3]贺雪峰：《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视角》，《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4]参见杜瑞乐：《西方对中国宗教的误解》，《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6期。
[5]参见陈柏峰：《农民地权诉求的表达结构》，《人文杂志》2009年第5期。
[6]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7]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8]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9]参见刘守英：《集体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城市化——北京市郑各庄村调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0]参见陈端洪：《排他性与他者化：中国农村“外嫁女”案件的财产权分析》，《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1]参见陈柏峰：《农民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2]参见吕德文：《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社会》2012年第3期。
[13]参见萧武：《警惕某些钉子户与媒体垄断正义》，《绿叶》2011年第1期。
[14]参见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4页。
[15]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63页。
出处:《法学》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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