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文桢 ]——(2013-10-17) / 已阅12017次
{27}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页。
{28}徐国栋：《市民社会与市民法——民法的调整对象研究》，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第3—9页。
{29}笔者此处所谓“国家统治关系”，系指国家行使其职能时所发生的关系，包括政治镇压关系和社会管理关系。之所以对这两种关系作如此概括，是由国家的阶级统治机器本质所决定的，这两种关系本质上也都是统治关系。当然，笔者的此种概括并不排除将来可能出现的更为合理的概括。
{30}诚然，计划生育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统治问题，它还涉及其他诸多问题，如人的生育权问题、人格尊严问题以及基本人权问题。此处从经济统治的角度理解计划生育问题，仅仅是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角度，并不排除从其他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31}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57页。
{32}前引，第257页。
{33}徐国栋教授将父母与其未成年子女间的不平等关系称为“民事屈从关系”。关于徐国栋教授的观点，详见其发表于《东方法学》2010年第3期上的《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关系的法哲学透视——与夫妻关系的比较》和发表于《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上的《论民事屈从关系——以菲尔麦命题为中心》两文。
{34}崔建远：《民法，给程序以应有的地位》，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2期，第1页。
{35}关于对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质疑，除前注徐国栋教授“民事屈从关系”一说可资引证外，还可参见尹田教授发表于《私法》（第8辑第2卷）（2010年4月出版）上的《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检讨和立法表达》一文。
{36}“三根棒棒”乃徐国栋教授形容我国目前民法粗陋样态时的用语。笔者觉得该用语真实贴切、形象生动，故借用之。
{37}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38}学界在亲权概念的定义问题上犯了集体性错误。翻开几乎每一本民法学或者亲属法学教材，“亲权”的定义都是这种模式：“亲权，是指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定义颇为牵强附会。既然不承认民事权力而只承认民事权利，那么，这种定义实际上无异于说“生就是死，死就是生”，或者“黑就是白，白就是黑”。这种定义看似辩证深奥，实则逻辑不通，因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权利不可能同时是义务，义务也不可能同时是权利。笔者认为，亲权既非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统称，也非民事权利，而是一种民事权力。
{39}关于这种片面性，可参见周安平：《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载《法学》2002年第10期，第15—22页；梁慧星：《靠什么制约公权力的滥用?》，载《时代法学》2004年第3期，第3—5页；汪渊智：《理性思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第61—67页；钱弘道等：《在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寻找均衡——第九届海峡两岸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东亚行政法学会第七届国际学术大会热点问题分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1期，第124—128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平、郭道晖两位教授认为“权力”中包含着“社会权力”，而郭道晖教授在论及“权利”时，还将其分为公权利和私权利。参见江平：《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29—37页；郭道晖：《论公民权与公权利》，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6期，第44—47页。
{40}正如前文所述，当代市民社会理论认为，社团尤其是自愿性社团，乃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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