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胥海波 ]——(2013-9-3) / 已阅10133次
对非物质贿赂立法之探讨
摘要:近一些期高官的落马，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我国政府一直在加大反腐打击力度，但腐败现象并未就此杜绝，在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受贿行贿手段、内容也千变万化，其中非物质贿赂是非常突出的问题。危害严重可有没有相关法律约束，所以能否将其入罪以及如何入罪，成为今天我讨论的话题。
关键词：非财产性贿赂
一、 非物质贿赂之定义
我国目前刑法理论界对非物质贿赂没有准确的定义，但根据有关贿赂罪的内容，我们可以将非物质贿赂内容定义为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他人提供非物质服务为他人谋取利益；2、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不正当非物质服务。
这里的非物质贿赂包括性贿赂、信息贿赂、业绩贿赂、感情贿赂等形式。
二、刑法理论界关于贿赂范围的争议及笔者观点
（一）、财物说。持有该观点的人认为贿赂的范围应严格限于财物，即金钱和物品，其它的不能纳入贿赂罪的范围。
（二）、财产性利益说。持有该观点的人认为贿赂的范围不应局限于财物，应该还包括其它财产性利益，诸如含有金额的会员卡、购物卡、旅游费用等可以用金钱衡量、计算的财产性利益。
（三）、需要说。持有该观点的人认为贿赂的范围不仅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还应该包括非财产利益。也就是说凡是能够满足人需求的（物质和精神）一切有形、无形、物质和非物质的、财产或者非财产性的利益，都应该被纳入贿赂的范围。
很明显，财产说已远远不能满足如今社会复杂现实的需要，目前大家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财产性利益说与需要说，究竟哪个更能真实反映现今社会的需要。
西周时先人就提出“刑罚世轻世重”的原则，强调了刑罚要根据社会的变化发展而不断调整，所以笔者认为需要说要比财物性利益说更加全面，更加符合现实之需要。
三、非物质贿赂入罪的理由
（一）、非物质贿赂危害性严重
相比于财物贿赂，非物质贿赂隐蔽性强，持续性强，危害性强，由于非物质贿赂手段更加温和，所以它更加不易被发现；某些官员一旦受非物质贿赂腐蚀，便难以自拔，行贿者一次“投入”多次“受益”； 从而导致其危害性往是普通贿赂犯罪的好几倍。
从成克杰到胡长清，再到刘铁男、刘志军，哪一个不是那么的触目惊心。
由于我国刑法一直将财产做为判断贿赂罪的标准，使得非物质贿赂成了法律的空当与死角，这样做弊端明显，对国家权力、公共利益造成极大的危害，如只是加以道德的约束，不予以法律的惩处，这对我国反腐和贿赂犯罪的打击预防是不利的。
（二）、我国历史上非物质贿赂入罪的相关记载
春秋时期，就有“洪德献褒姒”的历史事件，后来在《左传》中又出现了“雍子纳其女于叔鱼”的典故，里面讲的是关于先人如何依法处理性贿赂的案件，这也可能能是我国在非物质贿赂入罪方面的最早记载了。
在之后的一些法典中也陆续出现了非物质贿赂方面的记载。
《唐律疏议》曰：“有事之人，或妻或妾，要求监临官曲法判事，娶其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其娶者有亲属应加罪者，各依本法-------”
《唐律.职制篇》第五十三条规定：“诸监临财物论罪”
《清律》也有规定：“监临娶见问为事人妻及女为妻者杖一百”。
虽然上述法典只是记载了性贿赂方面的内容，但结合当时的经济条件水平，这已经是相当进步了。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社会环境的多样化导致犯罪手段“推陈出新”，仅仅将性贿赂立法入罪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所以非物质贿赂入罪是理所当然的。
（三）、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有关非物质贿赂的记载
1992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规定有“其它手段”一说，
2005年我国加入的《联合国饭腐败公约》第15条的规定有“不正当好处”的说法，
2007年11月12日全国消防部队实施《公安消防部队四个严禁》第三条规定明确列举的收受贿赂中包括有“提供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
这里的“其它手段”、“不正当好处”当然不仅包括财产性利益，还包括性贿赂、信息贿赂和感情贿赂等非物质内容，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出非物质贿赂入罪已经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中，这是现实需要的结果，所以我们的刑法典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就有关非物质贿赂立法。
（四）、国外相关国家在非物质贿赂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
为了惩处非财产性贿赂犯罪行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其纳入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
德国刑法典第三百三十一条规定：“收受利益者，均为受贿”。这里的利益包括财产、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
法国刑法典第四百三十三条、第四百三十四条所规定的的贿赂范围为直接或间接所要或者奉送、许诺、赠礼、馈赠或其它任何好处。美国刑法规定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然在意大利、罗马利亚、加拿大、奥地利刑刑法典均规定贿赂的内容为“财产或其他利益”。
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在刑法典中均规定贿赂的范围包括非物质，由此我们可知将非物质贿赂入罪已经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我国目前的做法显然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要与国际接轨，在法律文化上也应当与世界同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规范市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四、非物质贿赂入罪的正当性与可操作性
（一）、非物质贿赂符合贿赂犯罪的本质特征
通过典型的非物质贿赂案件，我们看到非物质贿赂案件的客体要件方面是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工作之便，向他人索要非物质服务，或者接受他人非物质服务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同时，主观要件方面属于直接故意，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由此可以看到非物质贿赂与其它贿赂手段的区别仅仅是在贿赂的手段上，其它部分与普通贿赂行为并无二异，完全符合贿赂行为的本质，是典型的“以公权力换取利益”。
（二）、非物质贿赂并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很多反对非物质贿赂入罪的学者认为如果将非物质贿赂入罪会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但笔者不认同。非物质贿赂侵犯是的国家权力、公共利益，这是公共领域，这才是非物质贿赂入罪的真实原因。在处理此类案件中，可能会遇到当事人隐私权的问题，但我们只要在技术上稍加注意就完全避免，所以这不是反对非物质贿赂入罪的理由，另外，我们目前刑法中强奸罪等罪行也会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权等问题，但不能因此就回避问题的存在。从这点上看，非物质贿赂不能单单靠道德来约束。这是一种各取所需，是建立在侵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的基础上的索取与需求。 所以，它不是侵犯个人隐私，也不是公权力对私权力的过度干涉。
（三）、非物质贿赂在量刑问题上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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