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杰科（译 ]——(2003-12-9) / 已阅36027次
第二，在普通法制度中，政府职权并未受到明确限制。而刑法在约束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应约束政府当局。除非刑法在允许行为和不允许行为之间划下明确的界限，否则政府可以更容易地使用可怕的刑法权力来定罪并且监禁个人，人们认为事实上这可能是无罪行为的敌人。
如果没有一套明确的规则将刑法条文具体化，那么在预测将来时就会产生不确定性。它也弱化了定罪和惩罚的正当道德理由，并且减少了对政府的制约。
当代法
如今，多数司法区已经颁布了广泛的现代刑事法规。对刑事制定法的明显偏爱说明了共同的正义感，个人有权受到明确宣告规则的�；�，该规则既�；じ鋈俗杂梢仓圃颊�。明确警告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
合法性原则是美国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该原则经常引用拉丁文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比缃�，除非立法机关预先颁布某罪的法定定义否则就不能判被告犯该罪。
只要法规预先规定行为非法，那么该法规也是判违法者有罪和惩罚违法者的理由。功利主义者认为个人必须能够知道禁止的行为以及在威慑有效前违反刑法的结果。多数报复主义者认为刑罚的基本目的在于非难那些选择实施过错行为的人。除非规定的犯罪行为已经充分公布，否则就很难认为被告“选择”实施了过错行为。未经公布就进行道德非难和惩罚是非正当的。
事后法
宪法明确禁止国会和州立法机关通过刑事事后法。立法机关不能颁布刑事法规使实施时无罪的行为犯罪化，或者增加犯罪的严重性，或事后惩罚。事后法是溯及既往定罪的一种形式。这一宪法制约确保立法机关明确公布犯罪行为及其后果。
禁止事后法明确限制了立法机关。尽管如此，如今美国的法院对因不能预见扩展犯罪的范围，事实上是溯及既往地使行为犯罪化或加重犯罪的严重性及其惩罚的刑事司法解释所造成的基本不公平很敏感。正当程序禁止法官这样解释刑法条文，权力分立影响着法院避免这样的解释。
谨慎司法的好例子是Keeler v. Superior Court案。被告故意用膝盖顶其前妻的腹部，依据加利福尼亚法被指控谋杀罪，他对已处怀孕前期的前妻说：“我要踢掉它（未出生的胎儿）�！钡ザ故腔钭懦錾饭撬榱�。
多数派否定了控方关于应该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来解释制定法的观点，并且对加利福尼亚谋杀罪法律中使用的“人”一语的解释与“活着出生”的普通法含义一样，这就是法律在1850年颁布和1872年重新颁布时“人”的可理解的一般含义。多数派认为法院不应把刑法条文中的行为范围扩展至超过立法意图。依该观点，这样做可能违反了权力分立原则，法院重写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因此篡夺了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权力。
多数派对“人”的解释包括活着的胎儿也可能违反了正当程序。这一谋杀罪的实质要件的新司法解释在宪法上是不允许的。依据实际生效的法律，当被告踢他妻子时，他仅是进行攻击（或者可能是堕胎）。事后判决他的行为构成谋杀罪实际上是溯及既往地加重了被告所犯之罪的严重性及其刑罚。
该判决之后，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将谋杀罪的州法律修改为包括非法杀害“胎儿”。这一已修正的法条把Keeler的行为作为谋杀罪惩罚。
宽容原则
宽容原则体现了司法对犯罪的法定定义不适当扩张的关心。英国法院最先发展了该原则来限制死刑，这是对可用死刑惩罚的重罪数量的增加作出的反应。今天，许多法院还在用这一严格解释规则要求法院“解释刑罚条文按其用语和其适用的情况尽可能合理地有利于被告�！奔蜓灾�，任何含糊的法条用语应该以有利于被告的方式解释。
但是，模范刑法典并没采纳宽容规则。相反，它要求刑法条文应“依据其术语的明确意思来解释�！钡�，在涉及模糊用语的案件中，它引导法院解释法条用语从而促进刑法一般目的和该法条特殊目的的实现。
避免含糊原则
联邦最高法院一致否决含糊的刑法，因为它使正常人不能合理地判断法条用语的意思和运用，或者赋予法律执行机关过多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逮捕或起诉，或者赋予法官和陪审团过多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什么行为被禁止�！氨苊夂痹虻幕∈巧婕傲罘傻牡谖逍拚负蜕婕爸莘傻牡谑男拚傅恼背绦�。它有助于确保美国刑法贯彻合法性原则。
该原则确保刑事法律规定明确宣告什么行为被禁止。如果普通公民不能判断刑法禁止什么，那么它的实际含义只有在法院解释法律时才清楚。这又要求法官而不是立法机关溯及既往地界定犯罪的要件。避免含糊原则也防止警察武断地选择他们要逮捕的人。最后，它有助于确保一致公平地适用刑法。在极大程度上，避免含糊原则并不排除立法机关通过实现合法执法目的的刑法。它只是要求立法机关使用明确集中的语言。当然，当法律过于模糊而违宪时就总是不明确的。法院更可能否决当它们在一般范围时含糊而违宪的法律，因为它们过宽或较容易包括无罪行为（特别是如果涉及第一修正案），以及赋予警察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逮捕谁（特别是如果涉及种族歧视）。因此，在Papachriston v. City of Jacksonville案中，最高法院否决广义的流浪令，因为它赋予警察“无约束的裁量权”来决定逮捕谁。Douglas法官解释：“法律规则，平等地适用于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平等地适用于穷人和富人，这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大融合剂�！�
但是，如果法条已经警告普通人他的行为存在着违法的合理危险，那么法院通�；嶂С址ㄌ趺挥形シ幢苊夂栽�。如Holmes法官在Nash v. United States案中所言：“刑法包括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正确评价的情况，即，当陪审团随后评价行为时，，就存在一些程度问题�！弊詈�，法院可以更窄地解释法条，如法院已经这样做的，而且这不是违宪的含糊性。
证明责任
对刑事被告的程序�；な嵌孕谭ǖ淖詈蟆跋拗啤�。在本书中，我们仅讨论一个——刑事案件要求的较高的证明标准。
本质上在所有的法律程序中，希望改变状况的人必须证明其所为有合理理由。因此，她就必须承担证明造成法定危害，和应该提供法律补救的责任。在多数诉讼中，确立的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在一些案件中，标准是“明确确定”，它被认为“严于”单纯的优势标准。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In re Winship案中重申了使用了两个多世纪的联邦规则：在刑事案件中，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是超过合理怀疑（BRD）。联邦最高法院为该要求说了两大理由：（1）如果被判有罪，被告可能面临失去自由；（2）被告必然带上实施不道德行为的烙印。在后来的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规定在要求这一证明标准时必须有这两个因素存在。在民事案件中，可能失去自由，但没有犯罪的污名，例如，证明标准就是“明确确定”，而不是超过合理怀疑。
我们容易量化优势标准：50.01%的可能性�！懊魅啡范ā北曜季鸵岸嘁坏恪保�70%？）。但是“超过合理怀疑”是多少呢？在United States v. Fatico，458F.Supp.388（S.D.N.Y.1978）案中，联邦区法院的法官对他的同事进行调查，发现他们把BRD“量化”为76%—95%。
没有第二词可以表达这个标准的核心了。从Winship案以来，最高法院不断地质问更加详细地说明这些词主旨的意图。在Sandoval v. California案和Victor v. Nebraska，511U.S.1（1994）案中，最高法院赞成将合理怀疑界定为“不仅仅是可能怀疑，因为有关人的每一件事务和道德事件都有可能的或想象的怀疑”或者要求证明超过“道德上的确定”和“事实上的实质怀疑”。但是，最高法院的观点显然是任何界定该词的企图都会给法官带来麻烦。事实上，人们认为审理法官不应为此努力。
这一高标准的理由在于避免错误定罪，因为严重的后果——确定的污名和失去自由的可能性——附随于定罪。
最近，由于对被告如何量刑的变化，法院已经关注控方必须超过合理怀疑地向陪审团证明的案件事实（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必须较低标准地向法官证明的案件事实（决定量刑）。这是争论的焦点，因为考虑量刑情节可以极大地减少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也允许使用在审理时未被采纳的证据。例如，如果法条规定“养狗”是可处以500美圆罚金之罪，但是，如果狗是无证的，可处以5000美圆，那么控方可以认为罪行是养狗罪，并且缺乏许可证仅加重该罪的量刑。采纳控方的观点可能被视为削弱了Winship�；�，但否定控方的观点可能有碍于量刑程序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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