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启莉 ]——(2013-3-7) / 已阅11055次
法定赔偿制度的确定还应当体现效率价值。有效率的司法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社会总是存在着多元的利益冲突，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是以这种利益
冲突为前进动力的。但冲突不应无限扩张、扩展，其应在利益的（大体的或大致的）平衡中得到消解。法律即是调整及调和相互冲突的利益的产物�！拔蘼凼歉鋈说睦婊故巧缁岬睦�。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盵9]知识产权权利人与侵权人的权益冲突一般最终由司法机关解决，而司法权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权利资源配置上的权力，也是一种资源利用上的权力（即利用这种司法权力能够产生多大的司法收益）。对于后者而言，司法机关对知识产权侵权个案中权利归属的不同裁决、对救济方式的不同选择，将影响着法定赔偿制度效率价值的实现。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目的即在于此。其应该迅速定纷止争，为有效解决知识产权侵权争端提供公正、有效的解决方式，在平衡权利人和侵权人等各方面的利益后，能够更快、更有效地恢复被侵权行为破坏了的社会利益关系，避免缠诉现象的出现。
诚如上文所述，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都无法保证权利人权利的公正实现，按照上述几种标准计算法定赔偿额度总会出现权利人的权利得不到完全实现的状况。为此，权利人有可能会遭遇“缠诉”的现象，司法效率必将下降，司法公正势必会受到影响。而以权利数量作为计算标准，以每项具体的知识产权为计算单位相对比较公平，也便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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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赔偿标准的确定应当在权利人与侵权人的利益冲突中寻找适当的平衡点。侵权被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而对于违法行为就要进行惩罚�！啊头！闹行睦砟钍侨嗣切胛巢还煨形冻龃邸�。在刑法中，这些代价指刑罚。在民法或私法中，它主要指对受害者支付金钱赔偿�！盵10]传统民法一般认为，“损害赔偿的功能在于弥补受害人的损害，‘损害—补救’过程是一个受损害的权利的恢复过程�！盵11]“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平等、等价、有偿的法律关系。民事责任具有补偿、填平功能，惩罚功能则由刑法、行政法完成，作为调整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制度，无惩罚性赔偿适用的空间”[12]。因而，传统民法就认为，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赔偿额度中应单纯为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的利益所得，不应当包括对侵权人的惩罚内容。其实，既然知识产权侵权也是一种广义上的违法行为，对其进行惩罚的功能就应当具有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作用。前者是对个体侵权人的惩罚，这种惩罚的目的不但是对本次侵权行为的警告，也应当包括对再次侵权的预防，即通过经济上的惩罚，剥夺其再次侵权的可能性；后者则是通过惩罚侵权者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即对社会一般人的警示作用。因此，上文已述，法定赔偿场合下，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而且“从赔偿范围来看，惩罚性赔偿并不以实际的损害为限，其数额均高于甚至大大高于补偿性损害赔偿。在许多情况下，惩罚性赔偿是在实际的损害不能准确地确定，通过补偿性赔偿难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的情况下所适用的�！盵13]那么，既然损害“不能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如何在权利人和侵权人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呢？因为，个体的人都有逐利性，权利人想尽可能地获得更多赔偿，侵权人则想压缩赔偿，他们之间的矛盾需要由法定赔偿标准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么，“标准”与“平衡点”如何对应？这就需要先清楚法定赔偿所倾向�；さ姆ㄒ嬷行牡降资鞘裁�，因为，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其对�；さ睦孀芑嵊兴�。
这就要对制定标准时所�；さ睦娼信卸�，而利益�；さ姆段Ш拖薅日侨范ㄆ胶獾闶钡幕�。[14]“什么样的利益应当被视为被值得�；さ睦�，对利益予以保障的范围和限度应当是什么以及对于各种主张和要求应当赋予何种相应的等级和位序。如果没有这种衡量尺度，那么这种利益的调整就会取决于或然性或偶然性（而这会给社会团结与和谐带来破坏性后果），或者取决于某个有权强制执行它自己的决定的群体的武断命令�！盵15]在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与利益相关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利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我们要对利益进行审视，因此，博登海默先生谓之“衡量尺度”至关重要。而在我国立法中还没有规范的“尺度”，这使得法官在进行利益取舍和价值判断时琢磨不定。法官此时进行价值判断是必然的，“当法官在未规定案件中创制新的规范或废弃过时的规则以采纳某种适时规则的时候，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会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在这类情形中，法官在权衡诉讼过程中所具有的利弊时用运的辨证推理，往往缺乏相对的确定性，有时还缺乏演绎、归纳和类推等推理形式所具有的那种无可辩驳的说服力。简言之，在不受现已存在的规范和原则指导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间进行选择，就需要进行价值判断�！盵16]与利益确定时的“衡量尺度”一样，“价值判断”也应遵从社会客观现实，否则判断（这里主要指中立的裁判者）主体的主观因素将致利益失衡。
因此，就利益选择而言，法定赔偿额度计量标准的确定应当首先体现的就是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的最大限度保障。但这种保障应当不违背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原理。以权利数量为标准，不但能够准确有效地解决权利竞合状态下的赔偿数额认定，也能准确认定“全方位”侵权时的赔偿数额认定。当然，权利数量标准的确立，体现了以权利�；の行牡某头Ｐ耘獬ト∠�，但这种惩罚并不是无限蔓延的，法律仍应当对单个权利的侵权数额设定最高限度，防止对侵权人造成因惩罚过度带来的再次社会利益失衡现象的出现。
注释:
[1]袁连红：《浅谈我国知识产权定额赔偿制度》，载《商场现代化》2006年9月下旬刊，第262页。
[2]谢晨：《一“额”定江山吗——从两起知识产权案看定额损害赔偿原则》，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10月6日，第3版。
[3]梁志文：《惩罚抑或补偿：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赔偿》，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54页。
[4]梅雪芳：《论法定赔偿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适用》，载《山东审判》2005年第6期，第113页。
[5]陈舟：《对知识产权侵权案法定赔偿的几点建议》，载《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10期，第37页。
[6]周晖国：《知识产权法定路偿的司法适用》，载《学术论坛》2007年第1期，第8页。
[7]曾玉珊：《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12期，第78页。
[8]周晖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司法适用》，载《知识产权》2007年第1期，第8页。
[9][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398页。
[10][美]迈克尔•D•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49页。
[11]王利明：《惩罚性赔偿性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15页。
[12]温世扬、邱永清：《惩罚性赔偿与知识产权�；ぁ�，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12期，第50页。
[13]王利明：《惩罚性赔偿性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14页。
[14]从权利人和侵权人两方面来说，对权利人有多大的�；ちΧ龋ǚ段В�，就应该对侵权人有多大的惩罚力度（范围），二者总是保持着正负相等的状态。
[15][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398-399页。
[16][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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