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宗智 ]——(2000-12-18) / 已阅29786次
三是补充诉求性。起诉书是检察机关向审判机关提出诉讼请求的基本法律文件，对案件基本事实和犯罪性质的指控变更以及对指控事实的补充，须纳入庭审调查范围的，应当采用变更、补充起诉书的方式，而不能用公诉词作变更和补充。然而，对量刑问题上的检察认定和诉讼要求，就可以通过公诉词补充表达。如被告人认罪态度的好坏、犯罪结果的严重性、社会影响是否恶劣等等，公诉词中均可作出分析。此外，还可以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
四是宣传教育性。检察官发表的公诉词无论其是否包括专门的法制教育内容，均具有突出的宣传教育性。因为其中必然包含对法理的阐述，对犯罪及其危害性的指控和控诉，对维护法治秩序意义的强调，以及对无理辩解及至狡说的驳斥等等。从这个意义上，公诉词应当是一篇优秀的法治讲演。因此，公诉词应当是充分说理的、逻辑清晰的、准确而有力的。
公诉词的上述四个特性与功能，也是我们对公诉词制作的基本要求。但从公诉实践看，在实现上述几点要求时，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其一，怎样进行证据和事实的总结论证。检察官的公诉发言均应就案件的事实和证据陈述意见。然而，对事实和证据的论述方式应根据案件和庭审的具体情况确定。这里有一个要点，即在事实证据问题上，将案件区分为有争议的和无争议的两类案件。对有争议的问题，应进行论证包括驳论，对关键问题要重点论证。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而无争议，则可直接认定事实。如日本的检察实务，在检察官发表的“公诉词”（“论告”）中，就事实认定主要采用四种形式：1根据证据论证事实，既有事实、又有证据的判决型；2以陈述事实为主，把证据揉入其中，但不作专门论述的论文型；3只对重要事实、证据作分析的重点例举型；4只对争论点加以论述的争辩型。我们可以根据实践需要分别采用不同的事实认定方式。
其二，是否进行专门的法制教育。目前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在控辩式诉讼中，检察官公诉发言应当落脚于支持公诉、论证指控内容，从而“寓教于诉”，勿须进行专门的法制教育。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庭审方式改革后，庭审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公诉词确实应当将重点放在法理和事实的分析论证上。指控如果不能成立，专门的法制教育就成了无的放矢。但笔者认为，对专门教育又不能一概而论。在某些时候，检察官可以视情况进行专门的法制教育。例如有较多的旁听群众尤其是单位专门组织旁听以吸取案件教训，加上案情比较清楚，指控确能成立，公诉人就可以对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从案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作适当分析，以教育群众。如案情复杂，对罪与非罪争辩激烈而且被告人不认罪，能否定罪尚处于未定状态，总结教训等教育内容则可以略去。因为总结教训的前提是犯罪案件确已成立。
参考文献
[1]（英）J·R·斯宾塞：《我们需要起诉人对判决的上诉吗？》，英国《刑事法评论》1987年第11期。
[2]（美）约翰·杰科比：《美国检察官研究》，美国马萨诸塞州希思公司，1980年出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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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约翰·朗拜因：《比较刑事诉讼：德国》，美国明尼苏达西方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68页。
[5]、[6]阿列克谢耶夫等著，徐晓晴等译：《法庭演说艺术》，重庆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39页，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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