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振华 ]——(2013-1-24) / 已阅4578次
2009年3月9日，中央政法委员会牵头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会签的《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八部委意见》）发布以来，全国许多地方就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自2008年初就开始关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建问题，在理性研究的基础上适时向无锡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最终推动出台了《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以下简称《救助条例》）这一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地方性法规，并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救助条例》施行以来，无锡中院发挥能动司法的职能作用，规范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在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些成效的取得，主要归结于正确理解与规范实践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为此，笔者就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规范模式及理性实践问题作较为系统阐述，供各地实践时参考。
救助制度目的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确立，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由于被害而造成的生活困难，更主要的是在被告人无力赔偿或者赔偿能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给予被害人或者近亲属一定的救助，防止赔偿不到位而造成“次伤害”的恶果，从而舒缓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的情绪，实现平息与化解矛盾之目的。无锡市《救助条例》制定当时的基本目的是立足于解决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的生活困难，但是，仅仅为了解困之必要而制定一个地方性法规，似有小题大做之嫌，毕竟在当今社会解困的途径是多元化的。正如《救助条例》施行之初，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侦查监督和审查起诉阶段对个别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实施了救助，但救助工作完成以后，案件诉至法院，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的还获得了高额的民事赔偿，有的没有获得赔偿后再次申请救助，但因救助只能一次进行，不能重复救助，救助工作前置化导致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性化解。因此，在当今社会矛盾凸现的时代背景下，确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不能单纯为了解困之目的，更主要的是全力化解涉诉矛盾，这才是确立该项制度的根本目的。
救助制度核心
稳定的救助专项资金，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建立的核心因素。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由于刑事被害人救助体现了国家救助的特性，就现阶段而言，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待时机成熟以后，可以由中央财政作些补充或许更符合我国国情和救助工作的性质特点。各地在推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救助标准及救助资金的确定数额，从而给地方财政预留基本的保障额度。同时，对于救助资金和救助标准的确定应当符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就地市级财政预留救助资金一般按照该地中级人民法院近些年来一审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数量的平均数来确定；救助标准的确定按照《八部委意见》以案件管辖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一般在36个月的总额之内。案件管辖地一般理解为地市级，但我国诸多省份内不同地市级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也极不平衡，为此建议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基准来确定或许更为合理。
救助的条件
按照《八部委意见》确定的当前刑事被害人救助的重点是：因严重暴力犯罪造成严重伤残，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或者刑事被害人因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已经死亡，与其共同生活或者依靠其收入作为重要生活来源，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近亲属。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的被害人非死即严重致残，此类犯罪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一般明显不足，这些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往往最需要得到国家的救助。这是当前推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重点救助对象。
重点对象确定以后，开展救助工作应当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案件发生在本辖区，而不限于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是否本辖区常住人口；二是经调查确认被告人确无赔偿能力或者赔偿能力明显不足，如果被告人有赔偿能力，经双方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的，一般不进行国家救助；三是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因被害造成生活困难，有的甚至被害人尸体长期存放于殡仪馆，火化或者入葬的经济能力不具备，对此在救助的同时应当一并予以协调解决。
救助的前提
刑事被害人救助是因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以后造成严重伤残或者死亡，本人或者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生活陷入困难而引起。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受理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以后，并非不加区分直接启动救助程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规定，一般应当在全面了解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和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的合理诉求后先行组织调解。经调解，双方达成赔偿协议的，附带民事诉讼即为终结。只有当被告人确无赔偿能力或者赔偿能力明显不足，双方无法达成调解时，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出判决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会成为一纸空文。在此情况下，动员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撤回附带民事诉讼，提出国家救助的申请，并作出不上访、不信访的书面承诺，这就是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前提。将不上访、不信访的承诺，作为启动救助的前提之一，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刑事被害人救助程序的启动是刑事一审程序中保障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合法权益的最后环节，不能在开展救助工作以后再出现引发上访、信访事件；二是刑事被害人救助体现国家救助的特性，国家运用财政专项资金给予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困难救助，展示了敢于担当的国家责任，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被救助以后作出不上访、不信访的承诺，体现了对国家救助工作的理解与支持，这是国家应得的回报，符合对等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启动救助程序以后，再出现被害人或者近亲属上访、信访，证明启动救助程序时的释明工作不到位、救助的时机不成熟、救助的条件不甚符合，对此应当特别加以强调。
救助的节点
《八部委意见》对于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分别开展救助工作的情形作了相对明确的规定。这一规定明确了开展救助工作的节点即具体个案在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含执行）三阶段的程序终端环节，具体而言，就是当案件无法移送检察机关起诉或者正在侦办的犯罪嫌疑人尚未到案时，由公安机关提出救助意见；案件提请检察机关起诉，但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由检察机关提出救助意见；案件诉至法院以后，就由法院提出救助意见。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当案件能够进入下一诉讼阶段或者环节的，前一阶段或者环节不能开展救助工作，否则会给后阶段的诉讼活动特别是矛盾纠纷的化解带来不利因素。特别是当案件诉至法院以后，被告人是否具备赔偿能力或者能力大小问题，可以作相对深入的调查了解，被告人或者亲友一般也愿意积极赔偿，争取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的谅解，毕竟在量刑时或多或少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只有发现被告人确实无力赔偿，此时启动救助程序，时机就比较成熟，案件的总体处理方向也相对明朗化。
就当前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现状而言，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为主、基层法院适度开展。在法院审判和执行的哪个环节救助更为适宜？就此问题，无锡中院进行了深入实践和探索，普遍认为在审判环节开展救助工作效果更为显著，主要理由是：一是审判环节在穷尽合法手段调处附带民事诉讼无效以后，及时开展救助工作，动员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空判”，缓解因附带民事判决“执行难”的压力；二是审判环节启动救助程序之前一般要求被害人或者近亲属作出不上访、不信访的书面承诺，可以及时平息和化解涉诉矛盾，减轻上访、信访压力；三是审判环节开展救助工作，可以为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的死刑政策打下坚实基础，确保刑事判决不受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情绪影响。当然，如果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坚持附带民事诉讼而不愿意撤诉的，在此环节就不能开展救助工作，只能依法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待执行环节再视情而定。
救助工作流程
一是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在刑事审判一审环节对于穷尽合法手段确认被告人确无赔偿能力，调解工作无法继续开展时，主审法官向被害人或者近亲属主动告知可以申请国家救助，但必须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并作出不上访、不信访的书面承诺，然后提出书面申请。
二是合议庭对于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的生活困难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评估，提出初步的救助意见报庭长和分管副院长逐级审核。其中，救助金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被害人在案件发生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大小以及被害后的生活困难状况，合理确定救助金额，保持个案之间的相对平衡，绝对不能根据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情绪激烈程度来确定救助金额。
三是法院内部逐级审核以后交由救助主管机关（同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审批，并提出相应的事实依据。
四是救助主管机关审批同意以后，将审批联交同级财政部门拨付救助金，一般采取逐案拨付方式，将救助金划入法院账户。
五是主审法官据此按照审批确定的救助金额进行发放，其中庭长应当监督救助金的安全规范发放，防止冒领或者诉讼代理人等隐匿部分救助金的情况发生。
六是救助审批全部资料随诉讼案卷归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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