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冠华 ]——(2012-12-19) / 已阅9967次
⑸涉及关联交易的案件，即与关联企业进行损害公司利益的交易。如《公司法》第21条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⑹涉及管理报酬的案件，即董监高领取不合理的高薪。
⑺涉及泄露商业秘密的案件，即董监高擅自披露公司商业秘密。如《公司法》第149条第（七）项规定。
5、股东代表诉讼的案由确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2011年修订版）》的规定，对于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监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适用第二级案由“二十二、与公司有关的纠纷”项下的第三级案由“256、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对于公司股东、董监高以外的其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的，则依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对于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
6、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件管辖问题
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26条只列举规定了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案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特殊地域管辖，对于股东代表诉讼案件，我国新《民事诉讼法》未专门规定管辖规定，理论界与实务界观点亦不统一。有的人认为，股东代表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有的人认为，股东派生诉讼诉由是第三人侵犯了公司的共益权，故应按照实际的合同类纠纷或者侵权类纠纷的管辖原则来确定案件法院的管辖问题。笔者以为，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件管辖问题应根据案由来确定，对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由，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26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立法原意，本着便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宜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对于其他案由的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件管辖问题，则宜按第二种观点处理。
7、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律地位
对于公司的诉讼地位问题，目前《公司法》并无明文规定，学术界和实务界观点亦不一致，主要有三：一种是原告说，认为公司作为诉讼参与人，和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一起进入原告之列；一种是被告说，认为董监高及其“他人”是真正的、实质上的被告，公司作为名义上的、形式上的被告，判决真正的被告向名义上的被告为一定的给付义务；一种是第三人说，认为就将公司列为案件的第三人。
对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首先，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是代表诉讼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由于其不能、拒绝或怠于行使诉权，诉讼不是由其发起的，而是由股东提起的。虽然胜诉后公司将享有胜诉成果，但公司对诉讼无积极性，故不宜将其列为原告；其次，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股东只可能针对董监高及其“他人”损害或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提出诉讼请求，而不可能针对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在原告胜诉的情况下，判决实质上的被告对同样作为被告的公司为给付，于法于理不通，且原告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目的是挽回公司的损失，其与公司利益是一致的，公司亦不处于原先股东主张利害关系的相对一方，因此，不能将公司列为名义上的被告。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由于公司对诉讼的态度是消极的，其承担胜诉结果是被动的，因而基于对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宜将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原告一方参加诉讼较为妥当。
8、其他股东在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律地位
对于该问题，目前《公司法》亦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为保障其他股东的知情权，原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后，首先应履行或者通过公司履行积极告知义务，即以公告或其他合理形式将股东代表诉讼相关事宜及时告知其他股东，使其他股东有权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到诉讼中来，但从程序上不必再履行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在资格上亦宜不设限；法院立案受理后开庭前，亦应审查公司或起诉股东的告知义务；在开庭前未明确表示参加诉讼的股东，在审理期间申请参加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审理程序终结后，其他股东再申请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判决生效后，公司和其他股东以同一理由和同一事实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但是，由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判决结果不仅对原告股东具有既判力，且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均具有既判力，对于“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的股东，应给予相应的救济途径和程序，笔者以为，属于上述情形的股东，可以作为第三人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的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显然，要求起诉股东履行或通过公司履行告知股东代表诉讼相关事宜的法定义务，保证其他股东直接参加到诉讼中来，有助于分摊原告的诉讼风险，同时可使股东更具代表性，也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股东只是形式上的原告，实体审理仍是公司的权利义务问题，判决的利益也全部归于公司，此种情形下的其他股东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而必须予以追加，其是否参加诉讼由其自行决定，是否参加诉讼亦不影响案件的继续审理。
9、诉讼担保制度
我国《公司法》第22条第3款规定了诉讼担保制度，但仅适用于“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件，对于股东代表诉讼是否适用诉讼担保制度，我国《公司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尽管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大多数股东是基于善意，但是，恶意股东企图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达到不正当目的的情况在现实中也是客观存在的。笔者认为，作为一种阻却恶意诉讼的措施，诉讼担保的制度还是有其保留的价值，关键是要对其进行改良，决不能因过重的担保负担而妨碍了正常的代表诉讼。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从原告的主观状态（可通过被告举证证明）、享有费用担保请求权的被告范围、提出期限和方式、诉讼担保的最高数额（宜与诉讼费用负担和诉讼赔偿制度的设计相结合）、担保方式和具体形式等方面予以通盘考虑。
10、诉讼费用及相关赔偿问题
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股东无论胜诉还是败诉，相关的诉讼赔偿问题都是焦点，对此，我国《公司法》尚属空白。笔者以为应区别情形进行分别处理：
首先，在原告股东胜诉的情况下，被告应向公司赔偿并负担原告股东支付的诉讼费用以及为此所付出的如律师费、交通费等其他诉讼合理支出费用。鉴于股东起诉的利他性，法律应该合理地确定该等费用的承担者，否则股东会因为可能将由自己承担该等费用（甚至可能数目较大）而不愿诉讼，从而使公司利益失去应有的制度性�；�，故在原告胜诉的情况下，法律应明文规定原告股东胜诉时该等费用由被告全部负担；对于原告股东部分胜诉的情形，法律宜规定本应由原告负担的部分转由公司承担，原因就在于该等情形足以说明原告股东是基于公司利益提起诉讼而非滥讼。
其次，法律还应特别规定在股东不当行使股东权利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滥用股东权利等特殊情形下，法院可以判决损害赔偿金只在善意股东之间按比例分配。如将损害赔偿金归于公司后仍在股东间按原出资比例等进行分配，则将使不当行为或滥用权利之股东从自身赔偿金中分享利益，这对于其他股东而言是显失公平的。
再次，在原告败诉的情况下，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费用应当由败诉方承担，故从法理上来说，原则上应由原告股东承担相关的诉讼费用。但是当诉讼标的额较大时，如果原告败诉的话中小股东是无法承受巨额诉讼费的，因此，笔者认为，鉴于提起诉讼的原告股东与公司之间是代表关系，在善意的情况下原告股东因提起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应由公司承担为宜，但限定在“必要”、“合理”的范畴如法院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对于公司因原告股东的代表诉讼导致公司利益遭受损失，笔者主张借鉴《日本商法》第268条之规定对原告股东实行有限补偿原则，即只有在原告有恶意的情况下方对公司损害负赔偿责任，对于该恶意应严格限定在“明知诉讼是不适当且有害于公司”的情形。
王冠华，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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