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优 ]——(2012-9-18) / 已阅5288次
随着社会离婚现象的普遍增多，加之现代家庭多为独生子女，人们越来越注重离婚后对子女的探望问题，法院受理的探望权纠纷案件也在每年递增。我国法律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设定集中于《婚姻法》及《婚姻法解释一》，其中《婚姻法》第三十八条对探望权作了一般性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
从上述条文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探望权制度中将子女设定为探望权的行使对象，即被探望者。笔者个人认为“子女”用于界定探望权的行使对象范围略显模糊，加之“子女”一词的外延过于宽广，给法官审理探望权纠纷案件带来一定的困扰，不利于指导司法审判实践。
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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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在现代汉语中的意思指儿子和女儿。法律上对“子女”的概念也没有严格的界定，一般认为只要存在血缘的或者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都可以将其纳入“子女”的范畴。若将一切子女都作为探望权的行使对象，而不加以区分，会导致探望权的行使范围过于宽广，有权利扩张之嫌，甚至为恶意诉讼埋下隐患。如，探望权主体到法院起诉要求探望自己已经成年并在外工作的子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既给探望协助方带来了讼累，又给法官在法律适用上带来难题。
理论上一般认为离婚双方的未成年子女是探望权的行使对象。立法实践中，我国香港地区《未成年人监护条例》及台湾地区《民法典》都将探望权的行使对象界定为未成年子女。以子女是否成年作为确定探望权行使对象范围的标准，笔者个人认为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司法实践中会遇见下面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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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笔者遇见的真实案列，甲起诉要求探望自己已经17岁并在外务工的女儿，女儿实际已脱离另一方的家庭，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法官在审理此案时应如何适用《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若以子女成年与否作为确定探望权行使对象的标准，那么甲的女儿未成年，法院应支持甲的诉讼请求。然而，如此判决的话，实际上给探望协助方负担了不合理的协助义务，并剥夺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被探望者的自主决定权。探望在本质上是一种感情交流，是为了使子女在父母离异后能够与不直接抚养自己的父或母保持正常的感情交流，弥补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造成的感情伤害。被探望者在年幼、心智发育不健全时，对探望行为尚无法形成理性的认识，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可以不征求被探望者的意见或将其意见只作为一定的参考。但是，被探望者在心智已经健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依自己的意志独立实施法律行为而取得权利或者承担义务时，再以法律的强制手段为其设定接受探望的义务，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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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夫妻的子女不幸患有不同程度的智力或者精神障碍疾病，致使此类子女只具有部分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这样的子女更需要父母的关心与照料，与父母的相处和感情交流对其身心健康更显得重要。而夫妻离婚后，一方起诉要求探望自己虽已成年但有智力或精神障碍的子女，法院若以子女已经成年驳回其诉求，则略显法律规定过于苍白，缺乏人情味。
二、应对措施
综合上述探望权行使对象范围界定不明确所带来的问题，笔者个人认为在适用《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确定探望权的行使对象时可以引入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作为区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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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两种：一是精神正常但不满10周岁的人；二是虽然已经达到10周岁，但患有严重精神障碍使其判断能力相当于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此两类人由于年幼或心智不健全，认知能力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无法对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形成理性的判断，易受探望协助方的教唆。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可以不征求此两类人的意见，或只考虑其在探望方式及时间上的意见，法官可以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为原则并综合考虑客观因素作出裁判。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包括两种：一是10周岁以上而不满18周岁的精神正常的未成年人；二是具有部分判断能力的精神病人（其判断能力相当于10周岁以上而不满18周岁的精神正常的未成年人）。此两类人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认知水平并能独立为一部分法律行为，对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有一定的正确认识。他们对于探望方式、时间上的要求应该法官裁判此类案件所主要考虑的因素，被探望者坚决反对或抵触情绪较大的甚至可以驳回原告的探望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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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包括两种：一是18周岁以上且精神正常的人；二是16周岁以上而不满18周岁的精神正常且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这两类人已经具备正常人的普遍认知能力，可以对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此两类人往往已经脱离父母的襁褓外出上学或工作，生活相对独立，法律再为其设定接受探望的义务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他们此时，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关系应完全由其意思自治，法律不宜过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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