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晶 ]——(2012-6-1) / 已阅7168次
检察文书多为制式文书，其中填充式文书占相当大的比例，书写时不能随意发挥，这就对检察文书说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检察文书说理性，一是有利于促进检务公开，提高检察机关公信力;二是做好释法说理工作，使流程、论证过程更加透明，有利于促进案结事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三是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笔者认为，加强检察文书说理性应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讲证据，夯实基础。根据相关规定，起诉书在格式、行文、内容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据此，起诉书能否体现说理性、如何体现说理性存在一定争议。笔者认为，起诉书可以体现一定的说理性，主要反映在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一项中。
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应当具体展开，比如详细列举证人证言、诊断证明书、借条等书证，或木棒、刀具等物证，将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证据予以明确表述。这种列明具体证据的方式是对指控犯罪的一种无形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起诉书的说理性，也使被告人享有了充分的知情权，利于其认罪服法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辩护。
此外，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书特别是相对不起诉决定书也要注意“讲证据”。认定被不起诉人行为属“情节轻微”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就是证据，因此在叙述事实之后，应当将证明“犯罪情节”的各项证据一一列举，以阐明犯罪情节如何轻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提高不起诉书的说理性。
第二，讲法理，恪守公正。此处的法理是指“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法学理论等”。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处理案件，是进行释法说理工作的根本准则。首先，在检察文书中引用法律一定要做到准确。引用的条、款、项要明确，不能只笼统地引用到某条。其次，在一些检察文书中可对涉及的法律法规规定予以说明。例如目前处于探索阶段的量刑建议书，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罗列行为人具有自首、立功、未成年、累犯等从轻从重情节，要结合法律对于相关情节的具体规定，阐明公诉机关是如何据此确定建议刑期的。又如纠正违法通知书，它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体现。纠正违法通知书一定要对相关执法机关具体违反了何条法律规定予以具体明示，此外，如果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正确做法有明确要求的，也应在文书中列明具体规定。再次，在部分检察文书中运用相关法学理论进行说明论证。如指控不作为犯罪时，由于不作为犯罪的特殊形式，导致一些被告人对于自己“什么都没做，却被指控构成犯罪”不理解，有必要在公诉意见书中运用相关的法学理论对不作为犯罪的认定进行充分阐述。
第三，讲情理，体现人文关怀。做好检察文书说理性工作，既要注意“晓之以理”，也要注意“动之以情”，以体现人文关怀。例如，以往的公诉意见书，大多在对证据、事实、适用法律进行分析后，侧重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阐述，“控诉”的色彩多一些。随着执法理念的进步，公诉意见书在指控犯罪的同时，也应注意挽救、教育、感化。通过在检察文书中恰当地“动之以情”，提高文书的说理性，这对于教育挽救被告人、惩前毖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