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芳芳 ]——(2012-4-26) / 已阅4604次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审判权的社会功能逐渐展现，法院通过裁判形成公共政策正是审判权发挥社会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所探讨的“裁判形成公共政策”是指通过对蕴涵着政策内容的诉求进行司法裁判，并对其中能直接或间接改变社会利益格局的因素进行政策性分析，从而形成存在于法律之外的新规范的过程。
一、裁判在形成公共政策方面的事实源流
我国尽管不是判例法国家，但一直以来非常重视案例的指导作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虽然不能被各级法院直接作为引用的判决依据写入判决书，但在法官讨论案件时，可依据对该案件的判决提出自己对当前案件的看法，这些典型案例的编选过程也往往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共政策的选择。本文通过对裁判形成公共政策的案件样本进行梳理，总结出形成公共政策的三种裁判类型。
一是涉及多数人共同利益的“现代型诉讼”案件。此类案件从当事人方面看，被告多为做出影响公共利益的行为者，且此行为对一定范围内的民众产生较大影响，而原告多数情况下已受加害或正处于加害危险中，且具有一定代表性；从原告诉讼请求看，已不仅仅局限于进行损害赔偿、消除影响或恢复原状，还可能请求对某些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政策进行变更或调整；从裁判结果看，往往会对相关行业的走向产生影响；从裁判效力看，由于当事人具有公共性和集合性，因此判决往往具有广域效力。鉴于以上特征，法院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应加强对社会效应及政策目的等考虑，通过裁判对政策进行扩展补充。
二是由于立法的空白而需要重新进行利益衡量分配的案件。众所周知，法律无法涵盖所有应调整的社会关系，法律空白无法避免。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下，法官需要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妥当地分析、处理社会关系或社会条件的存在方式，通过积极谋求裁判的政策性效果来实现法律和社会实践的对接。
三是由于立法的滞后性需要调整法律偏颇的案件。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发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法律的调整对象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作为对社会秩序进行规制的“刚性”法律不能及时随着社会变化进行制订或修改时，“柔性”政策的介入更符合现实情况的需要。政策手段的介入和补充，有助于调整法律与现实间的差距，实现“情理法”的相互交融。
二、裁判形成公共政策的程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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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院而言，裁判形成公共政策不仅需要以一段时间内的审判经验为前提，还需要考虑如何保障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运用，使裁判体现的公共政策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因此，笔者认为，法院在形成公共政策时，要建立多渠道的信息选择机制，对相关信息进行反复调查、评估、整合，在尽可能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衡量该项公共政策是否满足于社会需求，最终形成较为科学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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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对相似案件予以相似的裁决，大量案件的堆砌实质上形成一种积累型的司法决策体制，蕴涵在裁判背后的公共政策得以形成并在法院系统内部得到遵循。为此，通过特定程序将公共政策以司法文件、司法解释等形式制度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国各级法院一段时期内审判工作的指导。
三、裁判形成公共政策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裁判形成公共政策的限度——能动下的克制
尽管法院在形成公共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和实践上的必要性，但裁判形成公共政策的这种功能应当是有限度的。原因在于裁判形成公共政策只是在具体案件的基础上作确认，难以脱离出某一具体的境况，形成过程可能会受环境束缚；而且法官的中立性使得法官无法主动搜集信息，无法保证形成的公共政策的客观有效。因此裁判形成公共政策必须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当形成公共政策成为一种客观的迫切需要时，在充分考虑民众对公共政策的承受能力以及心理支持的情况下，选择成熟时机促进公共政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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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审判权运行的主体，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审判行为可能带来的社会效果，把握社会态势及发展趋势，促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形成。这就对法官的学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不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具备某些专业领域的知识。因此，在形成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法官的感知与塑造十分重要。
（作者单位：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