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伟 ]——(2012-4-9) / 已阅9056次
笔者认为，单位累犯有自己的特殊性，单位之下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是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他们所受刑罚为有期徒刑以上时，同样说明了单位有机体人身危险性趋大的情况，因而可以据此认为达到该刑度条件能够成立单位累犯。有疑问的是，对单位罚金刑的数额可否作为累犯的刑度条件呢？根据前后犯罪的组合，这里有三种情形：其一，前后罪单位之下的自然人（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与单位罚金刑的刑度条件都符合累犯的要求；其二，前罪单位罚金刑符合，而后罪单位之下的自然人的刑度条件不符合；其三，前罪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度条件不符合，而后罪单位罚金刑的刑度条件符合。笔者认为，既然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和对单位所判处的罚金都是单位社会危害性的直接体现，那么二者的刑度都显现了单位人身危险性的程度，以此评判单位累犯的成立没有任何问题。因此，在刑度条件上，单位前后罪会有如下组合：1．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前后罪都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单位罚金刑；3．单位罚金刑＋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有期徒刑以上刑罚；4．单位罚金刑＋单位罚金刑。通过上面的组合方式可以得知，实际上还有二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在单位犯罪之下怎么会只有单位罚金刑而无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具体处罚，即上述四种情形是否只有第一种才可能在现实中客观存在，而余下的情形都是伪命题？第二，以单位罚金刑为刑度， 罚金刑的具体数额又如何限定？
除了第一种情形，其他三种情形在现实中同样存在可能性。原因在于，单位自身所受刑罚与单位之下的自然人所受刑罚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在对单位判处一定量的罚金刑的情形下，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因为个人的特殊情况，如属于未成年人、初犯、偶犯、从犯或胁从犯，有自首、立功、积极赔偿被害人、恢复相关损失以及由于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等情形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有可能被减轻从而在有期徒刑以下处�；蛎獬Ψ５目赡�，此时的自然人作为独立于单位之外的个人因素呈现出来的人身危险性趋轻，但是单位的整体性人身危险性并未受到影响。因而，对单位人身危险性刑度条件的考察只能寄求于单位罚金刑，即尽管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罚，但是罚金刑达到限度要求的，同样可以符合单位累犯的刑度条件。
关于单位罚金刑的具体数额为多少才符合累犯的刑度要求？根据法国刑法典第131-37条和131-38条之规定，法人犯重罪或轻罪的可以处罚金，适用于法人的罚金最高额为惩治犯罪之法律规定的对自然人罚金最高定额的5倍。在累犯的场合，对法人适用的罚金可以加倍。{23}有学者认为，“以自然人犯罪限额罚金制的最高限额50万元作为单位犯罪构成累犯的刑度条件，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单位犯罪的特点和经济现状�！眥24}笔者认为，单位罚金刑的数额只能进行浮动性的规定，不能用单纯的数额加以笼统的概括。原因在于，如果只规定一个具体的数额，由于没有灵活性，可能因为单位自身经营规模的差异而导致刑罚不公的现象。因此，为体现公正性和灵活性，笔者认为，以数额与比例的结合方式进行规定较为合理，即如果单位被判处50万元以上之罚金或者所判罚金占公司所有资产10％以上罚金刑的，就达到了单位累犯的刑度条件。
（二）前罪刑罚执行完毕的时间界定
这个问题与上面刑度条件的标准密切相关，既然刑度条件是以单位之下的自然人或单位罚金刑为标准，那么在单位前次犯罪后，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与单位罚金刑的刑度条件都符合的情形下，就“刑罚执行完毕”而言，究竟是以单位之下自然人的有期徒刑为标准，还是以单位罚金刑执行完毕为标准呢？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要考察究竟以哪一个刑度条件为参照系，如果以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有期徒刑为刑度的，它的参照系就是有期徒刑，时间的起点就应该是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如果是以单位罚金刑为刑度的，其参照系就是罚金刑，时间的起点就应该是罚金刑执行完毕。
笔者认为，在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有期徒刑与罚金刑都符合刑度条件的，应该优先考虑罚金刑的刑度条件，因为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罚虽然是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部分，但是其行刑过程完全是与单位分开的，即服刑改造的效果是作为自然人主体独立进行的，其提前（如减刑）或延后（服刑期间再犯而数罪并罚）服刑期满是自然人人身危险性的变动性存在，与单位组织体的刑罚执行并不一一对应。何秉松教授首倡的“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也认为，“在法人犯罪中，实质上是一个犯罪（法人整体犯罪），两个犯罪主体（法人和作为法人构成要素的自然人）和两个刑罚主体（两罚制）或者一个刑罚主体（单罚制）”。{25}可以说，这与笔者的看法极大程度上是契合的。{26}确实，法人犯罪中的法人责任与个人责任呈一体化，是彼此异质的两部分组成的一个复合体。{27}我们既要看到单位组织体与自然人在犯罪成立上的整体性一面，又要看到二者在受刑层面上的分化特性。一如学者所言，“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也具有独立性，即其实施的单位行为也是在其自己的主观意志支配之下实施的�！眥28}因此，单位在罚金刑执行完毕，而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还未服刑完毕，如果单位再次犯罪的，同样可以构成单位累犯。
（三）单位累犯成立之后缓刑与假释的适用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累犯不适用缓刑（74条），也不适用于假释（81条）。但是，“法官在适用刑罚制度时，不仅要考虑已然的罪行，也要考虑罪犯的人格状况以及考虑如何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29}那么，根据笔者前述的单位累犯的特殊性结构来看，在成立单位累犯的前提下，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可否适用缓刑与假释呢？{30}对此，笔者认为，应该把单位累犯与自然人累犯区别对待、分别进行考察：
其一，单位累犯之下，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自然人累犯的，不适用缓刑�；盒痰氖抵侍跫恰安恢略傥：ι缁帷�，它属于人身危险性方面的问题。{31}然而，累犯的根据恰恰在于其人身危险性较大。{32}因此，二者实质立场的悖反决定了累犯与缓刑不可互融共存。
其二，单位累犯之下，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不构成自然人累犯的，可以适用缓刑。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不构成累犯，说明了其人格中的人身危险性尚未完全展开，或者说尚无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大，据此就不能推定其有再次危害社会的客观趋势与现实可能。因此在单位构成累犯的条件下，只要自然人符合缓刑的形式与实质条件，适用缓刑不成问题。
其三，单位累犯之下，无论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累犯与否，原则上都应该适用假释。理由在于，既然累犯的根基在于人身危险性，那么在具体刑罚适用过程中也要以此为基准进行衡量�！叭说男形阆蚧蛐形Ｊ剿淙荒诤诟鎏迥谛�，但它总是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动而变动，而且在相应的环境中发展、变化着自己的人格�！眥33}虽然累犯的定性说明了行为人人身危险性趋大的客观性，但这只是定罪时的人格判定，是对行为人审判终结前人格状态的回溯性说明。既然人身危险性不是固定、僵化的状态，而是具有伸缩性的动态性过程，那么通过行刑的矫正、感化、教育、治疗等多样化措施，同样可以达致“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效果，因而适用假释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参考文献】
{1}本文只考察单位普通累犯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文中所言的单位累犯均指单位普通累犯。 {2}参见陈兴良：《走向哲学的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 {3}赵秉志：《单位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4}沙君�。骸兜ノ环缸锏亩ㄗ镉肓啃獭�，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5}何秉松：《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 {6}韩忠谟：《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7}[苏]A. 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王作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2 -23页。 {8}白建军教授创新性地提出了“罪行之罪”与“罪人之罪”。他认为，“罪刑均衡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刑与报应之罪相均衡，刑与罪行之罪相均衡—刑也需要与功利之罪相均衡，也可以与罪人之罪相均衡�！卑捉ň骸蹲镄叹馐抵ぱ芯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因而，对传统意义上罪刑均衡原则的重新解读，为人身危险性契人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奠定了基础。 {9}前引{5}，何秉松书，第473页。 {10}娄云生：《法人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11}石磊：《关于“单位累犯”问题的思考》，《刑事法学》2005年第6期，第58页。 {12}比如，犯罪不是贪利性犯罪（如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并非为单位谋利益（如私分罚没财物罪），或者可能损害无辜者的利益（如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13}就案前情节来说，其主要功能是征表自然人或单位主体有没有人身危险性，由于在案发前的案前情节只有单独存在的客观性，没有后续客观情节的比照，所以很难评价与衡量犯罪主体人身危险性的量的变化。 {14}有学者明确认为，“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制度实践上看，将过失的行为人纳入人身危险性视野之内都是没有意义的�！泵缬兴骸度松砦Ｏ招缘男谭ㄑа芯俊�，载刘生荣、黄丁全主编：《刑法基础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页。笔者一直对现行的通说持怀疑态度，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予以展开，具体内容可参见李永升、陈伟：《过失普通累犯问题研究》，《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69页。 {15}这里涉及到单位累犯与自然人累犯的交叉问题，由于各自的规范性条件不同，应当分别进行考察。 {16}有学者认为，即使单位法定代表人和责任人员被更换，仍应肯定单位累犯的成立�！耙蛭玫ノ凰盖昂笞锏木咛逡馑急硐终吆托形凳┱咚淙徊煌�，但是他们都是在同一单位的意志支配下，在同一单位的职务范围内，为同一单位谋利益实施的犯罪，他们的行为后果应由同一单位承担。因此，有前科的单位并不因为它的具体意思表现者和行为实施者的改变而不构成累犯�！鄙尘。骸兜ノ环缸锏亩ㄗ镉肓啃獭�，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141页。显然，这只看到了同一单位之下二次犯罪的形式联系，而未看到单位前后犯罪实质关联，因而会不当扩大单位累犯的成立范围。 {17}是不是单位累犯对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累犯的构成有制约性，即单位不构成累犯就决定了自然人累犯的否定性？笔者认为，单位累犯与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除了重合性之外，还有差异性。单位不构成累犯是由单位有机体的要素组合缺乏人身危险性决定的，既然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除了作为单位的组合要素之外，还有独立于单位之外作为个人的人身危险性，因此仍有自然人累犯成立的空间。 {18}参见杨凯：《新刑法中单位累犯之认定》，《云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107页。 {19}许章润：《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21页。 {20}[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21}陈忠林：《刑法的解释及其界限》，载赵秉志主编：《2003年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22}陈兴良：《法治的界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页。 {23}前引{10}，娄云生书，第141页。 {24}苏彩霞：《累犯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25}前引{5}，何秉松书，第486页。 {26}虽然何秉松教授以“两个犯罪主体”加以表述，但是从他所持的“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的立场与著作中的相关论述来看，并没有承认单位与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是截然分开的两个主体。因此，何秉松教授只是就单位特殊组合形式的外观勾勒，并不是对单位犯罪人为分裂与机械组合的认同。 {27}前引{10}，娄云生书，第76页。 {28}石磊：《单位犯罪关系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 {29}袁登明：《行刑社会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30}单位累犯的缓刑与假释问题，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然人的缓刑与假释问题，但是其实质上是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缓刑与假释问题，这是由单位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特殊刑罚适用方式决定了的。 {31}参见王炳宽：《缓刑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32}参见王晨：《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33}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出处:《当代法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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