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礼仁 ]——(2011-9-18) / 已阅31181次
解释立场错误，就是没有站在亲属法或身份法的立场，而是站在财产法的立场解释夫妻财产或身份财产，或者就是纯财产法理论左右身份财产，忽视身份财产的特点，使一般财产制度与身份财产制度缺乏有机结合或衔接。
这类解释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错误解释，只是立法者所站的立场不同罢了。因而，这类解释在纯财产法学者看来是正确的，并得到纯财产法学者充分肯定。但由于解释过分地突出纯财产法的特点，有些内容几乎就象“有产者资产�；しā被颉胺乐棺什魇Хā�。因而，其规定不太符合身份财产的本质，在身份关系中有些水土不服。如解释第7条[4]、第10条[5]即具有浓厚的纯财产法色彩。其中，解释第7条将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房屋，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分别为各子女的个人财产，或者根据出资比例按份共有。这一规定显然是把共有作为例外。
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夫妻财产共有制”是以共有为原则，个人(约定)为例外。解释第7条规定正好与之相反，这一规定不仅违反了婚姻法所确定的夫妻财产制的一般原则，也与身份财产制的本质属性不相融。尤其是在婚内根据父母投资比例按份共有的规定，与“合伙财产法”别无二致。
又如，解释第10条以房屋购买合同作为认定房屋产权的根据，完全是一种套用物权法的 “公式化物权主义”或“形式物权主义”的表现。按照物权法的“公式” 套用按揭房屋，在形式上看好像颇有法理根据，但所谓合同买受人已经取得房屋物权，实际是一种“虚物权”，如果婚后不付房款，其房屋最终必然丧失。解释既忽视了物权或财产形成的本质属性，更忽视了身份财产的特点，把婚后共同投资（包括婚后投资占70%以上）的房屋都认定为婚前个人财产。这不仅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在法理上也并不像有些人物权法学者所说的那样，毫无破绽。这里只举两个点说明：
1、既然解释认定婚后另一方投资为债权，那怎么又规定离婚时，“对财产增值部分，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而不规定直接按债权处理呢？这岂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规定吗？即债权性质，按物权处理，使债权与物权纠缠不清。
如果规定房屋是一方婚前个人的，房屋增值也当然是个人的，另一方怎么能分增值呢？如果房屋降价后又怎么处理？既然认定婚后一方付款为债权，就只能按一般债权处理，不能考虑房屋增值。而解释在定性与处理上的自相矛盾，实际上是其定性错误而无法适用具体情况或不能自圆其说时，而作出的一种自我否定性规定。
2、解释没有区分“期房”与“现房”。对按揭“期房”来讲，没有取得产权，仅从物权形式上考察，认定为个人婚前财产，根据明显不足。即使“现房”按揭，所谓取得了物权（产权）也是一种“虚物权” 或“有限物权”（不完整物权），它与非抵押物权不能同日日语，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道理。因为对买房者来说，通过分期付款的按揭方式取得所购商品房的所有权，其含义有二：一是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分期付款；二是在付清房款前，房子的所有权被“按”着，待付清房款后才能“揭”（�。┑绞�。也就是说，在房款没有付清前，房子被抵押权人“按”着，买房者不能拥有实质意义上的产权或完整物权。相反，如果买房者违约，抵押权人可以处分房屋。因而，如何破解通过按揭方式的“变戏法”所获取的形式主义物权的“迷宫”，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解释只看到物权的“皮”，而不见物权的“质”。把“首付”等同于物权或产权，把本来相互关联的债权与物权截然分离，忽视房屋被抵押以及购买房屋取得其物权的实质要素，即购房投资对房屋产权的影响，特别是把这种没有取得完整物权的房屋，按照一般物权公式适用于身份财产，则更欠妥当。
首先、解释采取形式物权主义理论，把婚后共同支付房款推定为债权，不符合当事人支付房款的真实意思和实际情况。对于一般人来见，为他人支付剩余房款，既可以是单纯的借贷，也可以是“物权加入行为”，即原合同购买人因无法支付剩余房款等因素，邀约或准许他人参与购房，共同支付余款，共同拥有房屋。当然，对于一般人来讲，加入购房行为双方必须有约定，否则，只能视为一种单纯借贷。但夫妻关系则不一样，因为夫妻之间以共有为原则，个人为例外。对于未取得完全物权的房屋，婚后夫妻共同支付余款，双方没有任何借贷的合意或意思，其本意当然是共同对婚前不完整产权的“续购”，而不是向一方借贷。但解释却按照形式物权主义理论的既定公式，违背当事人意志和实际情况，强行推定是一种借贷关系，这显然脱离实际情况，有强奸民意之嫌。
其二、在身份财产中，生搬硬套物权理论，或者一律简单地套用物权理论“公式”，在许多情况下行不通。比如，按照解释的物权理论逻辑推论，婚前一方取得的土地或山林承包合同（包括经营一年或数年者），其经营权或收益人也只能是婚前一方个人的。另一方婚后的投资只能是债权，另一方参与经营或劳动只能视为“帮工”或“雇工”。
可见，对于婚前一方取得了形式上的物权或有限物权，需要婚后继续投资的延伸行为，一律认定是一种债权行为，不无检讨的余地。
实际上，解释第10条所列之不完整产权房屋，根据婚前与婚后投资比例分段计算，实行安份共有，是最简单、最合理的方案。同时，也是最灵活的方案。它既可以在一般情况下根据房屋投资多少确定房屋归属和利益分配，又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灵活安排（考虑困难或无房一方利益以及银行还贷情况等）。这一方案包括婚姻双方当事人在内的所有老百姓都很拥护，而且与物权法与婚姻法也不相矛盾。对此，我曾作过专门论述[6]。
解释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缺陷，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但最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重财产轻身分的结果。在我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重财产轻身分的现象十分严重。有关其具体表现，我在《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之反思——<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别序》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由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只重视一般财产法的研究，而不重视身份关系和身份财产的研究，难免在制定法律或适用法律时，无论是纯粹的身份关系，还是身份财产关系，都直接套用纯财产法原理。这次的解释三当然也不例外。同时，由于不重视身份法，对身份法的一些基本特征或制度不甚了解，以致作出一些与身份关系性质不符，乃至与现行法律制度不符合的规定，如解释第1条2款的规定即是如此。
有人认为，这是婚姻法“回归民法”的结果，甚至认为婚姻法不应该“回归民法”。在我看来，婚姻法本姓“民”，不存在“回归民法” 问题，只存在“正名”问题，即为婚姻法的“民法性质”正名。
过去将婚姻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只是提高了婚姻法的地位，即把婚姻法与财产法并重，但这并没有改变婚姻法的民法属性。
民法由两部分构成，即财产法和身份法。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重新重视身份法的地位和独特品质。身份法和财产法虽然都属于民法，但两者的性质和适用规则并不完全一样，有的甚至大相径庭。有关这个问题，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中，用了一编（共四章）的篇幅作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这里，我只想呼吁，法学理论工作者和司法工作者，应当重视身份法的研究和适用，真正做到身份法与财产法并重。
王礼仁简介，男，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级高级法官，三峡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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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湾邵勋、邵锋著《中国民事诉讼法论》（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4月1版，第802页；史尚宽《亲属法论》，台湾荣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第39页；戴炎辉 戴东雄《亲属法》，顺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8月新修订一刷，第296页。
[2] 见笔者《亲子关系诉讼的热点和难点》，2008年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编《婚姻家庭法实务》（第2辑）；《亲子关系诉讼中价值冲突的判断与选择》载最高法院民一庭《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1年第1辑（总第4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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