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志强 ]——(2009-9-5) / 已阅22903次
第一种观点认为虚假诉讼行为构成诈骗罪。这是多数学者的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诈骗罪的表现形式即可以是直接诈骗，即行为人为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之目的，直接向财产所有人行骗，也可以借助国家权力直接实施其行为。对行为人借助诉讼程序达到非法目的的行为，应按照三角诈骗的原理，认定其构成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虚假诉讼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敲诈勒索罪是采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迫他人交付财物。而借助法院的强制力来达到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正是一种威胁、要挟的手段，是敲诈勒索的一种特殊方式，所以应定性为敲诈勒索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虚假诉讼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 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判决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07条第1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与此相类似，如果行为人在虚假诉讼过程中伪造证据，就应认定为妨害作证罪。
3、区分情况定性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对虚假诉讼中的行为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的行为方式采取不同的处罚方法。对于行为人通过其他人向法院提供虚假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的行为应定性为妨害作证罪。而对于行为人自己虚构事实，伪造证据提起的虚假诉讼，因刑法设有明文规定，不宜作有罪处理，但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行为人予以处罚。
四、虚假诉讼行为的定性
通过分析比较虚假诉讼定性之争在国外及国内的表现，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分歧，其原因是对虚假诉讼行为的犯罪构成认识不同而造成的，在法律现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较为赞同将虚假诉讼行为定性为妨害司法类犯罪的一种，具体罪名应定性为伪造证据罪更为适宜。
（一）虚假诉讼行为构成犯罪
罪刑法定原则强调量刑必须以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明文规定作为依据，即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时，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北大陈兴良教授指出：如果已有法律明文规定但却设有予以认定，而误以为设有法律明文规定，就会使有罪者出罪——放纵了罪犯。那么如何理解法律的明文规定呢？陈兴良教授认为，法律明文规定不仅指法律的字面规定，并且指法律的逻辑包括。也就是说，法律规定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显性规定，二是隐性规定。显性规定是指字面上的直观规定，通过字面就可以确定，而隐性规定是指内容上的包容规定，一般通过字面难以确定，而须经过对内容的逻辑分析才能确认。显性规定固然是法律的明文规定，隐性规定往往要靠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和确定 。
由陈兴良教授的观点可以看出，罪刑法定原则在适用时应由法官根据法的精神来阐述和把握。那么虚假诉讼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否构成犯罪呢？美国学者帕克认为，作为犯罪处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这种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对社会的威胁是显著的，从社会的各重要部分来看是不能容忍的；2、对这种行为科处刑罪符合刑罚的目的；3、对这种行为进行控制不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4、对这种行为能够进行公平的，无差别的处理；5、对这种行为进行刑事的处理时，不产生质与量的负担；6、对这种行为处理不存在代替刑罚的适当方法 。就虚假诉讼行为而言，其首先妨害了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对极其有限且十分紧张的审判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其次，虚假诉讼行为削弱了司法公信力，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使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成为人们所依赖的解决纠纷的有效制度，变成某些人用以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其后果必然会破坏依法治国的进程，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再次，虚假诉讼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或国家政策的规定。因虚假诉讼行为带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所以其诉讼请求一般情况下都会得到法院合法裁判文书的支持，从而给案外人应得的合法权益造成极大的损害或对国家政策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我国刑法对虚假诉讼行为应如何定性尚无明文规定，使得该行为面临的被发现和受惩罚的风险就相对较小，如不及时对其加以刑事规制，则必然会使法治现代化进程受到无形的羁绊，使法院的权威在行为人眼中荡然无存，甚至有可能使中国传统的厌讼心理转而走向漠视法律的极端，对社会造成显著的威胁，所以依据帕克的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大众安全感、是否有利于减少犯罪、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衡量标准来看，虚假诉讼行为无疑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因为虚假诉讼行为的入罪，一方面可以遏制滥诉、恶意诉讼现象的发生，促使行为人正确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增强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从而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促进社会和谐。
（二）虚假诉讼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我国刑法对敲诈勒索罪是以简单罪状的模式规定的，没有对敲诈勒索的具体行为方式和内容作出规定。我国刑法理论通说，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向公私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强索财物的行为。威胁和要挟，都是能够引起他人心理上恐惧的精神强制方法，二者没有本质区别 。在虚假诉讼中，行为人采用的是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的方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此种行为方法在形式上具有合法性，且一般较为隐蔽，是一种“骗”的表现，但它与威胁和要挟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法院在虚假诉讼过程中并没有受到行为人的威胁和胁迫，其他人也没有，更谈不上因胁迫和恐吓而产生的精神上的强制了，因此，虚假诉讼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将虚假诉讼行为是性为敲诈勒索罪显然缺乏合理性。
（三）虚假诉讼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目前，我国主流观点认为，虚假诉讼应按照三角诈骗的原理去进行分析，其行为应构成诈骗罪，但笔者认为不然。因为虚假诉讼行为与诈骗行为从表面上看，在犯罪方法上都采用了“骗” 的方式，即对一定的事实进行虚构，行为在客观上会给他人造成损失，但这两种行为决不是同一意义上的法律评价行为。它们之间的共性并不能抹杀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犯的客体不同，这是虚假诉讼行为与诈骗行为的本质区别。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且仅限于公私财物所有权，而虚假诉讼行为侵犯的容体较为复杂，除去侵犯司法机关正�；疃刃蛞酝�，它侵犯的不仅只有财产性利益，有时还可能会侵犯国家利益和其他利益，如为规避计划生育国策而假离婚生育，其侵犯的就不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二是行为的客观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表现为两者欺骗形式、欺骗对象，受欺骗者的心理态度、危害结果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三是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有所不同。虽然虚假诉讼行为和诈骗在主观上都是出于故意，但其犯罪目的却并不相同。诈骗罪作为一种侵财型犯罪，其目的必然是出于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虚假诉讼的目的则较为复杂，有时不一定是为了占有公私财物，如以虚假诉讼的方式逃避债务、分房等。此点也是虚假诉讼行为有别于诈骗的主要特点之一。四是行为主体不尽相同。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但只能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而虚假诉讼的行为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业法人和单位。所以虚假诉讼不能构成诈骗罪。
（四）虚假诉讼行为应定性为伪造证据罪
首先，从犯罪构成上来看，虚假诉讼行为符合妨害司法类犯罪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虚假诉讼行为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其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事业法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主观上是明知�？凸鄯矫姹硐治ü榧偎咚�，实施了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司法活动的行为。其所侵犯的客体为国家的司法权和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的司法活动以及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益。虽然该行为在侵犯的客体上表现为复杂客体，但根据刑法定罪的基本理论，当一种行为同时侵犯多个客体时，应依犯罪主观方面来确定其侵犯客体的主次，而不能等量齐观。虚假诉讼行为其本意是欺骗司法机关以获得对其有利的裁判结果，所以司法机关正常的司法活动应是该行为所侵犯客体中的主要客体。
其次，从预防控制犯罪的效果上来看，妨害司法罪是行为犯，即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本身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它以行为是否实施完成为标志，并不要求造成物质性的和有形的犯罪结果。如将虚假诉讼行为定性为诈骗罪等结果犯，则可能出现行为人实施虚假诉讼行为后，因其犯罪结果未达到法律规定的定罪标准而作无罪处理尴尬局面，使法律的惩治显得苍白无力，使类似行为更加猖獗；而若将虚假诉讼行为定性为妨害司法类犯罪，将犯罪即遂的标志点提前，即行为人只要实施并完成了虚假诉讼行为，即构成犯罪，不但可以使行为人在着手实施虚假诉讼之前就有所忌惮，不敢贸然实施犯罪行为，从而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而且还有利于及时挽救犯罪分子，防止犯罪危害后果扩大化，从而更有利于�；ぐ竿馊撕戏ㄈㄒ婧臀に痉ㄖ刃�，同时也符合刑法应具备的谦仰性的价值追求，使刑法向轻缓化方向发展。
第三，虚假诉讼行为定性为妨害司法类犯罪也符合当前国际立法趋势。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对虚假诉讼行为都未做明文规定，但也有少数国家对此已有规定。如意大利和新加坡均将虚假诉讼行为定性为妨害司法罪 ，这两个国家将虚假诉讼行为作为妨害司法罪来处理，必定是在综合考虑了该行为的特点、所侵害的法益以及刑法典体系的科学性和协调性等诸因素后做出的抉择，因此说将虚假诉讼行为定性为妨害司法罪符合当前立法趋势。
第四，虚假诉讼行为定性为伪造证据罪更为适当。案例一中，被告人周宗长、叶金柳被法院以妨碍作证罪判处刑罚，笔者认为并不是十分合适。妨碍作证罪是指采用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结合案例一，周宗长与他人在实施虚假诉讼行为时提供的证据系周宗长伪造，所谓的原告只是按周宗长的要求提起诉讼，就周宗长的行为本身而言，他虽有指使行为，但却不是指使证人，而是指使原告，故以妨碍作证罪判处其刑罚并不能做到定性准确。而伪造证据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与案件有主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的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行为。民事诉讼中的虚假诉讼，犯罪人为达到非法目的，必然会涉及到诉讼证据的造假，如案例一周宗长为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而伪造借据，而法院对案件的裁决，也是依据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作出的，虽然我国刑法取消了类推制度，但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对虚假诉讼以伪造证据罪来定罪量刑，不但易于掌握罪与非罪的界限，也更能体现出虚假诉讼行为的本质特征。
五、结语
综上，笔者认为由于虚假诉讼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并且鉴于法律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在立法上进行修改，对虚假诉讼行为单独作出规定在短期内可能很难实现，所以目前虚假诉讼行为应以伪造证据罪定性为宜。但从长远来看，只有将该类行为单独另列罪名，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效遏制虚假诉讼行为无限制的泛滥，维护司法机关的正�；疃�，进一步树立司法权威。
河南省宝丰法院 付志强 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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