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司法的裁判依据
特定时期的司法有其特定的裁判依据，其类型、重要性及其适用直接反映了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与法律发展水平，同时也体现了司法人员的法律意识与司法技能。在1949～1956年时期的多种司法依据中，政策显然居于主导地位。除直接适用外，它的主要适用方式乃是具体化为法律等规范性文件。但此一时期的基层司法人员并非机械适用此类规范性文件，而是充分发挥其个人才智，综合考量多重因素，进而作出政治正确、契合民意的裁判。在此过程中，他们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一、“司法依据”辨正
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
——毛泽东
毛泽东的上述论断虽系针对反革命案件的审理而言，且仅关涉实体标准，但将其扩及各类案件的审理并无不当，因为其中涵摄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原则问题：司法工作要讲规格、标准。然而，问题在于，何谓“规格”、“标准”?其外延如何?这直接关涉法理学中的两个基本问题：“法的概念”与“法的渊源”。
与“大司法”的特征相对应，我们所采用的法的定义与规范法学的法的定义不同，②并不限于国家法，而是将习惯法亦包括在内。同时也与法人类学的法的定义不同，③而是对其范围适加限制，即将群众和干部意见、当事人主客观因素、政治因素等事实性因素排除在外。事实上，恰如学者所言，“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种案件时，虽然都称‘依法办事’，但实际上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也是政治统治的需要使然”。④这势必要求司法人员对“法”作相对广义的理解。
一般地，司法依据与法律渊源含义基本相同。①只有成为法律渊源的社会规范，才能成为司法机关的裁判依据。②对于法律渊源，美国学者E．博登海默的“正式渊源一非正式渊源”二分法颇具代表性。简言之，法律的正式渊源意指“那些可以从体现为权威性法律文件的明确文本形式中得到的渊源”。法律的非正式渊源意指“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资料和值得考虑的材料”。③此一分类尽管在国内学界影响颇大，但其现实基础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法律体系与司法实践，其判例法制度、法官立法、区别技术、司法审查等特征使其迥异于大陆法系。因之，若欲将其作为分析中国法律渊源的工具，尚需对其适加修正，尤其是“正式渊源”与“非正式渊源”的外延。具体至1949—1956年这一时期，政策自始居于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将其归入“非正式渊源”显然不合适，而“判例”在中国的合法地位至今尚未确立，将其归入“正式渊源”亦属不当。
故此，在保留“正式渊源一非正式渊源”这一分析框架的前提下，我们将其各自的外延作了合乎情境的修正。具体言之，此一时期的法律的正式渊源主要包括政策、法律、司法解释、党政文件、法院文件；非正式渊源主要包括习惯与判例。由此，正式司法依据与非正式司法依据的外延亦相应确定。
然而，我们的论述并不止于此，而是试图在描述静态司法依据的基础上，分析其动态适用。诚然，此一做法面临双重困难甚至危险，在材料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描述尚且困难，分析势必更具推测意味。
学者对于此一时期的司法依据多持类似观点：“由于长期缺乏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因而司法机关在很长的时间内，审判的依据实际上就是党的政策�！雹俚∪绺ダ锏侣诼奂啊肮嬖虻南质敌浴蔽侍馐碧岢龅闹室桑骸拔颐侨绾沃拦嬖颉稹形�?规则是在哪里，在书面上，但是书面上的规则可以常常是被置之不理�；蛘咝形凸嬖蚩赡苊挥辛�，规则在事后使行为合理。规则是否决定案件?例如，某法官可以把一大堆规则塞进他的意见或引用整章整节的法典。他自称受这些规则‘约束’，他的决定受这些规则支配。我们如何知道这些规则是否真要为他的决定负责?法官自己是否真正知道?”此外，“即使规则是没有意思或完全不被理睬，不能因而认为法庭由偶然机会或反复无常的情绪主宰。它只是说要由官方规则以外的某种东西，如法官的态度和价值观，来决定判决”。②尽管上述论断仅涉规则，且以法律体系相对完备的现代西方国家为语境，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却不限于西方国家，而具相当普适性，适作修正仍可适用于有关此一时期司法依据的分析，其核心问题即“司法依据是否决定案件”?
摘自：高其才著《政治司法:1949-1961年的华县人民法院/中国司法研究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