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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诞生记
本报记者 倪寿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顺利出版。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为这套法律全书作序，称赞“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有助于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特别是有助于推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全书分为９卷１６册，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行的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我国缔结和加入的国际条约及常用国际惯例近３８００件，约２６００万字，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权威、全面、系统、实用的大型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汇编类工具书，更是一部全面展示新中国五十年法制建设辉煌成就的鸿篇巨典。
这套法律全书的编辑过程历时三年，是共和国首席大法官、多位大法官和中国法学界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出版社编辑们百琢千磨、辛勤耕耘的结果，是他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
盛世修典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公元前１７００年古巴比伦王国的《汉姆拉比法典》和公元６世纪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编纂的《查士丁尼法典》不但反映了时代的特点，而且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古老的中华文明也不例外�！妒芳锹墒椤吩疲骸巴跽�，制事立法”。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开创了中国成文法大一统的局面，《秦律》、《汉律》一脉相承。盛唐时期的《唐律疏议》，将封建社会成文法发展到一个高峰。此后《大明律》、《大清律例》沿袭发展，体现了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独有的特色。这些法典的制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大步发展的最好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经过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外交、国防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必将掀开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我国各族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必将迈出更坚实更雄壮的步伐。
我国现在也处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大发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余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法律、法律解释三百多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一百多件；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的行政法规近千件；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近千件。由此，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事、刑事、经济、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基本法律为核心，以各种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为内容的法律框架，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了宪法。
在这种形势下，对我国现行各效力层次法律文件进行系统梳理，编辑一部代表我国目前法制建设成就和水准的大型法律工具书显得及时而且必要。
由最高人民法院承担这套法律全书的编辑出版任务，还考虑到在立法活动较为频繁时，这套书可以为法官提供权威、统一和准确的适用依据，从而避免因渠道闭塞和信息不畅，导致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出现错误。
（二）
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编辑的队伍，力量之强大，阵容之整齐是少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亲自担任这套全书的总主编和编委会主任，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认真汇编，做到科学、准确，万无一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姜兴长、刘家琛、李国光、沈德咏、张军、万鄂湘和原副院长祝铭山分别担任各分卷主编，先后对各分卷的内容做了三次详细的审定。我国法学界知名的专家学者（按卷目先后排名）许崇德、王家福、江平、罗豪才、关怀、高铭暄、马克昌、陈光中、韩德培与最高人民法院各位副院长共同担任各分卷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庭室负责人分别担任各分卷副主编。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热情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对本书收录的所有法律文件逐一审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编辑出版这套法律全书的严谨和科学的态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自中央领导提议立项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多次召开专门会议，高瞻远瞩，研究提出编辑思路，部署编辑工作。为确保法库的权威性、科学性，编委会广泛征求了立法、执法、司法相关部门以及法学理论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对编辑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集思广益，反复推敲。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肖扬院长委托编委会组织召开了“专家论证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等单位的国内各法律学科的权威专家，对书名、框架、体例、内容作了详尽而扎实的论证。如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大家就有六分法、七分法、八分法和九分法等不同的划分意见。对于是否增设环境资源�；し�，是否保留经济法，民法和商法是否分列等问题，大家也各抒己见，讨论热烈。最后，编委会从司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构建了本书八个法律部门的框架结构。
是否将国际法纳入本书的体系，也是论证过程中一个讨论比较激烈的问题。编委会考量各方意见和司法实践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条约也将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适用的法律渊源，将国际法纳入了本书的体系。法库出版后，这种框架结构受到了多方的肯定。
我国的各种法律规范中，部门规章的效力层次较低，更迭变化很快，但所占的比例庞大。如何收录这些规章，编委会在多方征求意见后，确定了适当收录实践工作中有重要参照价值的部门规章的原则。经过深入考查，详细分析，最后从繁杂的部门规章中选收了１８００余件重要的、常用部门规章，使本书的实用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编辑工作后期，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我国所做的承诺不一致的法律文件的清理活动也大规模展开。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的立、改、废活动频繁。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多次责成编辑部密切关注，及时根据法律文件清理清单对宣布失效、明令废止、重新修订的法律文件作系统的梳理，剔旧补新。出片排印后，我国又新出台了几部法律和司法解释，编辑人员不惜作废数百张软片，重新调整版式，将最新公布的法律文件收录在本书中，确保了本书收录的法律文件与我国入世后法律清理活动同步。
为保证编辑质量，书稿专门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法工委对法律文件的类别划分、效力确定等问题从立法机关的角度提出了审定意见，保证了法库的权威性。
（三）
为配合最高人民法院编辑本书，人民法院出版社将此书列为全社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了详尽的编辑工作流程和编辑操作细则，并在人力和物力上大力支持，一路大开“绿灯”。他们专门调配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资深编辑在２０００年初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编辑部”，主管人民法院出版社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亲自出任编辑部主任，具体指导本书的编辑工作。出版社为此还设立了专项经费，购置了大量的资料和文件。编辑部在工作中查阅、参考、借鉴了国内外各类大型法律工具书数十种；到各部委法规司、资料室、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及新华社搜集各类资料达一百多种、五百多册；复印各类法律文件达五万多页。在广泛收集法律文本的基础上，编辑们通过比照对所收集的各类法律资料的权威性作了全面的甄别。对于一些原始文本中有明显错讹的文字、标点，根据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进行了纠正。为保证编校质量，全书核校五次，部分内容多达七次。
在工具书的编辑技术上，编辑部多方考察，在保持传统法律汇编类工具书优点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其他各类工具书编辑方法的特点，力求有所创新和突破。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文件之间发生抵触时，应适用效力级别高的法律文件。为了使读者对各种法律文件的效力级别一目了然，本书在目录上对法律、行政法规与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使用不同的字体以示区别。其次，采用“存目”的方法来避免重复收录法律文件。既避免了重复收录法律文件，在有限的篇幅里容纳了更多的内容，也保持了全书各卷目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索引是大型工具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书编辑部在立项之初就考虑为本书编制索引卷，以方便读者检索法律文件。但是在对现有大型法律工具书进行考察后，发现绝大多数的法律工具书没有编制索引，即使附有索引的使用时也不尽方便。为此，编辑部人员集思广益，吸收其他各类工具书的优点，结合法律文件的特性，反复推敲、多次提炼，自主编制了四种索引方法结成索引卷。其中的重要法律文件一览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国务院令、两院“法释”系列司法解释和我国缔结和加入的国际条约首次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在现有法律工具书中独树一帜，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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